教育这件事,本应是扎根本土、滋养人心的百年大计,而今却常见三种病症:一曰思想上的“失魂”,盲目尾随他人话语,将异域的思潮奉为主臬;二曰体系上的“失根”,学校如商铺,知识如货品,教育的内在逻辑被市场的算盘声淹没;三曰道路上的“失向”,自家的田不深耕,却总惦记着别家的犁,忘了脚下的路该怎么走。这些病症交织一处,便生出了所谓“白左化”、“产业化”与“过度西化”的藤蔓,它们缠绕着教育这棵大树,看似枝叶繁茂,实则可能伤及根本。今日,我们便来冷静地剖开这些藤蔓,看看里面的肌理。
先看这“白左化”的苗头。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生长的土壤。近年来,高校文科比例一度膨胀,文理科比例从过去的比趋近持平甚至倒挂。这背后,原因复杂。办学成本低是一面,社会心态是另一面——不少家庭仍觉“学文”便是当白领、搞管理,是条轻省路。比例一变,学生结构也随之而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在某些层面越了男性。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若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便衍生出新的问题。一些文科专业受市场欢迎程度不及理工科,部分学生毕业后面临困境,理想与现实间的沟壑,有时会转化为对社会的激愤情绪。更值得深究的是思潮的嫁接。有人将欧洲社会某些与社会运动紧密绑定的议题,如极端的环保、动保、难民福利等,笼统归为“白左”,并认为这种风气正通过教育领域,特别是经由某些人文社科的学术路径影响我国青年。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讨论这些议题本身是否具有价值,而在于我们是否在不加消化、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一套与自身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不完全契合的外来价值体系,并以此为标准来裁剪中国的现实。教育研究领域对此有深刻揭示:许多研究者习惯于移植西方的教育学概念和理论,模仿其研究范式与表述方式,甚至将西方的学术标准奉为评价自身成果的圭臬。这便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失魂”。它信奉西方普世主义,认同抽象的“均值人”假设,追求所谓“科学客观主义”,却往往忽略了中国教育问题特有的复杂性、历史性与文化性。这种研究,看似“客观”“先进”,实则是用他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子,既不“讲理”(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动情”(无法触及本土经验与情感)。当我们的青年才俊,在最富创造力的年纪,学习的却是如何用西方概念框架来解构中国故事,而非从中国大地汲取智慧去构建自己的叙事,这长久的隐患,关乎一代人的精神归属与文化自信。
再看这“产业化”的浪潮。产业二字,本无原罪。教育与产业结合,培养实用之才,是强国所需。国家正大力推动产教融合,倡导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衔接。然而,问题出在“化”字上——当教育的一切环节都被市场的逻辑所主导、所“化”掉时,教育的本质便开始漂移。市场的逻辑是逐利与效率,而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是“立德树人”,是人的全面展。两者固有交集,但绝不能等同。眼下的景象是,教育产业的规模空前庞大,相关企业数以百万计,且逐年增长。在线教育、教培行业在技术赋能下迅猛展。这本是拓展教育资源的利器,但若导向偏失,利器亦可伤身。一些机构,包括部分学校,其行为已赤裸裸地将教育降格为一场生意。为了招生宣传、争夺生源,有的学校竟将新生军训变成一场“怼脸直播”,将未成年学生汗流浃背的狼狈瞬间当作吸引流量的道具,在数万陌生人的围观中呼喊学生姓名,庄严的教育仪式沦为低俗的网络消遣。这哪里还有半点教育的尊严?这分明是将学生物化为教育商品,是教育者自身主体性的沦丧。再看高等教育领域,曾有一种名为“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大规模兴起,它名义上是公立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实质却高度依赖学费运营,是一种“公私混合”的奇特产物。它的诞生,源于扩招背景下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也体现了市场机制的嵌入。但它也凸显了教育逻辑在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依附与摇摆。当教育过于贴近市场的“钱口袋”,其公共性与公益性便受到侵蚀。更深层的产业化,体现在全社会教育评价的功利化取向。基础教育的评价,在许多地方被简化为“清北率”。一个县城里,出租车司机都能精准说出本地高中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学校围着“尖子生”转,教师奖金与“清北生”挂钩,这导致教育资源严重倾斜,加剧焦虑与内卷,与促进教育公平的宗旨背道而驰。这种“以清北论英雄”的狭隘评价,不仅破坏基础教育生态,也让高等教育体系失去应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仿佛千万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挤上两座独木桥。当教育的目的被异化为分数、升学率、就业起薪,当学校的管理越来越像公司考核,当师生的关系掺入消费与服务的色彩,教育中那些关乎理想、品格、审美、体魄的“无用之用”,便被挤压到了边缘。这样的“产业化”,培养出的或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熟练的工具人,却难以培养出心怀“国之大者”、具有深厚家国情怀与健全人格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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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这“过度依靠西方式教育”。此“依靠”,非指学习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主动的学习、有选择的借鉴是必要的。这里所说的“过度依靠”,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附与矮化,是缺乏“以我为主”的底气与自觉。这在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尤为突出。我们的许多学科体系、教材编写、学术评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在西方设定的跑道上追赶。教育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危机,便是一面镜子。不少研究者以引用西方理论为荣,以对接国际(实为西方)标准为高,却鲜少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从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从当下鲜活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仿佛不用几个西方的术语,文章便不够“学术”;不套用几个西方的模型,研究便不够“科学”。这种心态,导致了知识生产的“本土性”和“实践性”薄弱,原理性和创新性知识相对匮乏。它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对于自身教育问题的解释权,部分让渡给了源于不同语境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常如隔靴搔痒;另一方面,我们失去了为世界教育知识宝库贡献独特东方智慧的能力与机会,永远处于“学徒”状态。这种过度依靠,在理工科领域或许体现为对西方技术标准的盲目追随,在人文社科领域则直接关乎价值与意义的构建。当我们的大学,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路径依赖,当我们的教授,在课堂上更多是复述斯密、韦伯、杜威,而未能系统阐释中华典籍中的治理智慧、我们又如何能期望培养出文化上自信、精神上自立的一代新人?大学的独立,不仅在于行政管理上的“去行政化”(尽管这一点至关重要,现行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大学办学自主权受限的情况仍需改革),更在于思想与学术上的独立。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这个“独立”,要的便是精神与学术的独立。
这三种现象,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织,互为表里。“产业化”提供了动力和场域,驱使教育向看得见、可计量的“成果”狂奔,这自然容易拾起西方那套高度标准化、可量化的评价工具(过度西化的一部分),也容易接纳那些在西方已成“热点”、便于包装和传播的时髦思潮(“白左化”的渠道之一)。而“过度西化”所导致的主体性缺失,又使得我们在面对产业化浪潮和外来思潮时,缺乏基于自身文化的定力与鉴别力,容易随波逐流。其共同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追求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某种“焦虑”与“失重”:急于赶上,却有时忘了为何出;放眼世界,却有时看不清自身坐标。
那么,出路何在?批判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建设。我们必须树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绝非闭关自守,而是以我为主,融通中外。
先,教育的灵魂,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与文明。这意味着,我们的教材、课程、学术研究,要敢于并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提炼经验,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现真问题。教育研究,当“以中国为主体,从本土文明中寻求教育学术自立”。语文课,不能只是教学生赏析欧美的现代派,更要让他们领略《诗经》的质朴、唐诗的璀璨、《红楼梦》的深邃。历史课,不能只讲罗马兴衰、启蒙运动,更要讲清楚中国何以成为中国,讲清楚中华民族的磨难与辉煌、奋斗与梦想。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其次,教育的实践,必须牢牢紧扣国家的需要与人民的期盼。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仍是至理名言。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明确,产业是教育的“服务对象”之一,是“合作方”,绝不能成为教育的“主导者”和“指挥棒”。教育有其自身规律,育人是其根本。我们要培养的,不仅是能迅适应某个岗位的“螺丝钉”,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展的、能够适应未来产业变革、甚至引领变革的“生力军”。因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融通,避免过早的刚性分流。高等教育要分类展,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高校应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形成丰富多元的生态,而不是所有人都去挤“研究型”的独木桥。要坚决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以及“以清北论英雄”的畸形评价,让每一所办出特色的学校、每一种适合个人的成才路径都能获得尊重。
再次,教育的主体,必须真正归还给学校与教师。要持续推进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教育家办学成为可能。同时,要大力弘扬师德,扞卫教育的尊严。像“直播军训”这类将教育娱乐化、商业化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伦理批判与制度约束。教师的心中,当有一把戒尺,量的是学问,更是品行;学校的门口,当有一道屏障,挡住的是资本的过度侵扰与流量的低级趣味,守护的是一片滋养心灵的净土。
最后,教育的眼光,应当自信而平等地看向世界。我们学习西方,是站在平等地位上的借鉴,是“以西方为参考,批判地接受”。要学其精华,明其局限。对于各种外来思潮,要有分析、有鉴别,适合我国国情、有助于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便吸收;水土不服、甚至包藏祸心的,便坚决抵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志气、有能力,将中国教育成功的实践,将其中蕴含的智慧,提炼成理论,传播给世界。当我们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能为更多国家提供参考时,我们才算真正建立了独立的教育系统。
路漫漫其修远兮。教育的革新,比任何一项社会工程都更需要耐心、定力与远见。它急不得,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它更乱不得,因为方向一偏,贻误的可能是整个民族的未来。今日所言,虽显犀利,其心赤诚。唯愿教育能早日祛除虚火,回归本真,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昂自立于世界东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身心强健、精神饱满、脚踏实地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如此,则教育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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