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他算计了一辈子,怎么也算不到,自己这本用来算计儿子的账本,有朝一日,竟然会成为,给自己洗脱嫌疑的,最有利的证据。
两名便衣干部并没有被阎埠贵激动的表演所影响。
他们仔细地翻阅着那本厚厚的、纸页已经泛黄的账本。
账本上的字迹,工整而小气,每一笔收支,都精确到了“分”。
“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三日,买盐,花费法币伍万元。”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国庆,买肉半斤,花费旧币八千元。”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解成上学,买铅笔一支,花费新币两分。”
“一九七零年,六月八日,解成工作,第一次领工资,上交十元,余二十七块五,未说明去向,该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解成来信,借钱二百元,用于单位分房。经查,其单位并无分房计划,判断为谎言,未借。”
。。。。。。。。。。
账本记录的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琐碎,算计之精明,让两名见多识广的干部,都暗自咋舌。
他们几乎可以从这本账本里,看到阎解成这个人的成长轨迹——一个在父亲极致的算计和控制下,变得同样斤斤计较,甚至为了钱不惜撒谎的年轻人。
正如阎埠贵所说,一个为了几十块钱都要跟家里写信吵架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能接触到海外巨款,并参与惊天大案的敌特分子。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嫌疑。
但至少,可以初步判断,阎埠贵和三大妈这两个人,大概率,是真的不知情。
他们对大儿子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抠门、没出息、一心只想占家里便宜”的阶段。
“好了,账本和信件,我们暂时带走,进行技术分析。调查结束之后,会原样归还给你。”
年纪稍长的干部,合上账本,对阎埠贵说道。
“应该的!应该的!同志你们随便拿!拿去好好查!查清楚了,就能还我们老两口一个清白了!”阎埠贵连连点头,一副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的样子。
两名干部没再多说,收好东西,在王主任的陪同下,离开了阎家。
他们一走,阎埠贵整个人,就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瘫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三大妈也从地上爬起来,扑到他身边,哭着问道:“老头子,这。。。。。。。。。。这到底是怎么了?解成他。。。。。。。。。。他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了?”
“我哪儿知道!”阎埠贵烦躁地吼了一声,“别哭了!哭能解决问题吗?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这事,牵连到我们!”
他心里怕得要死。
他怕自己“先进退休教师”的荣誉被收回,怕自己的退休金受影响,更怕。。。。。。。。。。自己住的这两间房子,被收走。
跟这些比起来,那个大儿子是死是活,他已经顾不上了。
院子里的邻居,早就被这边的动静惊动了。
虽然没人敢凑得太近,但一个个都竖着耳朵,在远处探头探脑地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