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关于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信访件处理周期的一项数据被省政府办公厅单独摘出。”刘建平的声音压得低了一些,“以工作动态形式呈报给了王江涛。”
“王江涛批示要求京州在提交专项说明的同时,每两周报送一次处理周期的动态数据。”刘建平说,“信访局的工作量进一步增加。”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每两周报送一次动态数据的要求已经执行了三周。”他开口时语气平稳而清晰,“信访局那边的反馈怎么样?”
刘建平说:“信访局那边反映,动态数据的报送格式和内容范围已经跟省信访局做了对接,目前运转基本正常。”
“但有一个问题。”他顿了顿,“省政府办公厅在摘出处理周期数据的时候,仍然没有附上处理周期的变化趋势。”
“信访局按照我们的要求,在报送动态数据的同时附上了处理周期的变化趋势图。”刘建平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但省政府办公厅在工作动态中只摘了处理周期的数据,趋势图没有被采纳。”
田国富点了点头。
“趋势图没有被采纳,说明对方在信息呈现上是有选择的。”他说,“你让信访局继续在报送材料中附上趋势图,不管对方用不用,我们的报送材料里必须有这个内容。”
“同时,把每一次省政府办公厅摘出数据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节点做一个详细的记录。”田国富补充道,“作为后续调研的参考材料。”
四月四日上午,高育良在省委政法委的办公室里,把京州市委政法委提交的司法保障能力提升方案又翻了一遍。
方案在三月下旬提交之后,省委政法委在审核后提出了多处修改意见,方案的定稿时间被推迟。
高育良在审核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主动服务意识”和“风险预判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认为这两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充实。
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通了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号码。
“老周,你们的司法保障能力提升方案我看过了。”高育良的语气平稳而清晰,“整体框架可以,但‘主动服务意识’和‘风险预判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充实。”
“我的建议是在方案中增加一些具体的案例和操作流程。”高育良说,“让方案的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在电话那头应道:“好的高书记,我马上安排人修改,争取尽快报上去。”
挂了电话之后,高育良靠在椅背上,把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司法保障能力提升方案的审核虽然是一个常规的工作程序,但它对京州在重大项目司法保障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方案的多处修改意见也延长了定稿的时间。
四月五日上午,京州城的天空比前一天略微明亮了一些,云层裂开了几道缝隙,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省委大院的石板路上投下一片片模糊的光斑。
田国富一早就到了办公室,把刘建平叫了过来,了解省国资委方面的最新进展。
“田书记,省国资委那边今天上午有了新的反馈。”刘建平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微妙的复杂。
“市国资委跟省国资委做了一个信息沟通,了解了审核的具体时间安排。”他说,“省国资委表示,意向性协议的审核需要经过内部多个处室的会签,预计还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才能出具正式意见。”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一到两周的时间,资金缺口的解决还需要继续等待。”他开口时语气平稳而清晰。
“你让市国资委那边继续保持跟企业的沟通。”田国富说,“同时把省国资委审核的时间安排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我这边跟沙书记碰一下,看看从省委层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协调方式。”
刘建平应了一声,又补充道:“田书记,还有一个情况——市财政局那边反映,省财政厅在暂缓京州西部项目配套资金审批的同时,还要求京州在补充项目管理能力提升方案的同时,附上近三年同类项目的资金使用绩效数据。”
“这些数据的统计和汇总需要财政局内部多个科室配合,工作量进一步增加。”刘建平说。
田国富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我在跟李达康同志沟通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他说,“你让财政局那边把资金使用绩效数据的统计工作跟日常的资金拨付管理结合起来,不要单独搞一套数据系统,避免重复劳动。”
“同时,把项目管理能力提升方案和资金使用绩效数据一并报送。”田国富补充道,“让省财政厅在审核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
四月六日上午,田国富在办公室里把近期几个方向的进展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行字——金融办二次材料,投资方决策推迟至二季度末;住建厅施工许可暂缓,新增两项补充要求;审计厅整改要求升级,整改工作陷入反复修改;起草组第三次会议意见搁置,新增两个省级审核节点;监管评估报告流转范围扩大,财政厅和发改委审批暂缓;陈志明第三次数据通报,信访局工作量增加;高育良司法保障报告审核,方案定稿时间推迟;王江涛监管协调机制建议,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合并研究;省国资委风险提醒,过桥资金方案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