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宜：過去我們總以為寫歷史無非根據真人實事再加以書刊上的資料，連綴而為一個大故事，再加以作史者賦予道德上之評語，也就適應了前人之所謂“褒貶”。殊不知生在20世紀的中國，我們面臨著一段空前的考驗。你家裡由大陸而至朝鮮而入臺灣，我經日本而至美國，其後面即有一個人類歷史中規模最大牽涉最廣的大變動。如果我們不把這背景看得明白，則作史者本人的立場有問題，縱算其所寫區域性上符合情景，其所發議論亦難避免管窺蠡測的指摘了。
也總算我們運氣好，活躍於20世紀的末季，有了歷史之縱深，倒看回去，就領悟到我們所臨變亂，有似魏晉南北朝時的經驗。亦即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中的摸索，這中間過去的道德標準（不是道德之精義）已不適用，所以陳琳稱“觀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曹操更提倡“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這中間也與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類似。元朝前承唐宋帝國財政帶擴充性，以後又下接有明清帝國財政帶收斂性（今日情形則相反），當中免不了一段尷尬局面。
更因為我在海外幾十年，也不得不學外國曆史。我第一次教書在南伊利諾大學。因為地方小，每一個歷史系的教授都要擔任西方文明的兩組課，起先也免不得依樣葫蘆，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樣照著書本朗誦一遍。日子久了，才突然融會貫通，領悟到新世界的現代化，無不有促成各國從農業管制的方式，進而採取以商業習慣作管制之方式的趨向。又因為商業重交換，所以社會內各種經濟因素，都要具備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之可能，如此一個現代型的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說來容易，要進入這樣的境界，等於脫胎換骨。自此我再循著西方文明史的教科書作線索翻看各國史料，更瞭解到凡近世紀各國之重大變故，如荷蘭之獨立戰爭、英國之內戰、法國大革命等無不與這改組有關。這樣看來中國的長期革命流血縱橫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這樣的瞭解，我才領略到問題之大，牽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來，記憶到1930年間和1940年在國軍和內地裡的實際情形，才更覺得我們的缺陷是時間上和體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據說當日我們之對日抗戰，確如螳臂之當車，怪不得日本軍閥報告他們的天皇可以在六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也怪不得汪精衛要前去投降。敏宜，你已知道我於最近六年以來在各處寫作和講說，提及當日在國軍裡當下級軍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這絕不是故意減自己的志氣，揚別人的威風。只不過把整個社會幾個世紀落後的情形揭穿，才能確切地欣賞著抗戰之勝利是一種劃時代的奇蹟。
你也知道，我在美國居留數十年後於1974年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已覺悟到茲後的教書與寫作，不會與我之身份有衝突的地方。余英時先生說費正清教授所寫中國歷史純以美國之利益為依歸。我倒覺得僅是如此，尚不足為費教授之病。我既已入美籍，孩子與內人也為美國人，也沒有在教書與寫作時有意留下一個對美國不利的心腸。在我看來費正清和他的高足白修德共同之毛病，則是眼光過淺，只看到刻下門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動，這一點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書內各篇提出。
我所敘及蔣介石自北伐至抗戰，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是有眾目睽視的事實根據。
例如即在抗戰期間，國軍不少的高階將領，尚為軍閥後身，很多部隊猶為軍閥部隊，自此之後軍閥割據之局面才永不在中國重現。北伐之前，中國猶為外強之勢力範圍，抗戰之後，不平等條約才全部廢除，使中國逐漸列身為四強之一。此外毛澤東因藉著土地革命而翻轉中國內地之低層機構，刻下之經濟改革除了存積資本，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外，尚有一個敷設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絡之任務。此三個段落的接連關係，則不能由這些動作之中單獨看出。而必須參對中國古代史裡朝代興亡之事蹟，並且比較西歐諸國進入在數目字內管理之程度才能隻眼看透。綜合起來，再與臺灣的情形歸納，則其他各節尚不過是洪流中之渦漩，這近百年的歷史總之就是中華民族圖生存求解放並且實踐現代化之一段悲喜劇。起初我提出這種觀點，還不過像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以後局勢的發展則已一步逼一步，將這理論現實化。
說這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也好，說這是證據確鑿的史實也好，總之則中國自1920年間至1990年間前後已呈現著顯明的區別。除非我們把當中各種不同的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搬出來，我們已無法解釋此中奧妙。有了這樣領悟之後，我和我在美國之編輯都覺得要將這段結論抑而不揚，對美國之讀者亦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華盛頓之眾議員與參議員根據過了時的中國觀，一到臺北或北京即對著他們尚不能瞭解的事務恣意批判，不僅不中肯，而且危險，這樣對美國也並無好處。
這也就是說，我們來自宏觀的立場對於近五百年的歷史或近百年的歷史，已有了大概的輪廓，其骨骼間架業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則是“賦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謂flesh out。當中過去尚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現在即已百無禁忌。因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們和比我們前一代解釋開脫，而是像大公司記賬一樣將業已虧失的數目一筆勾銷，使你們和比你們年輕的一代了無記掛與時代更始。
說到這裡我也感觸到刻下最大的困難仍是時間上的彙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東西兩個世界，新舊之間，已開發及待開發國家間和贊成繼續突破的人士與主張保衛環境的人士間之衝突。
舉一個例：敘述到蔣先生抗戰間的經歷遲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於1883年，較蔣先生長四歲。在中學時即為足球隊四分衛（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過一篇文字，提到中國人若要了解美國，不當忽視美國足球在此邦社會上及群眾心理上之影響），在他領導之下曾打敗所有與之競賽的球隊。他在十六歲提前於中學畢業。1904年西點軍校畢業後任少尉，尚在蔣先生投考保定軍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學堂前三年。同時本世紀初年正是美國勢力向外伸展的時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戰時已露頭角，可算與馬歇爾同事。以後馬歇爾主持美國步兵學校即羅致史迪威為他助手。他又在中國以語言軍官和武官的資格逗留過十三年之久，不僅巡遊南北，而且親眼看到過軍閥混戰的情形，尚且在不同的刊物裡發表過關於中國現局的文字。我們在駐印軍時傳說“他三年之前尚為上校”，殊不知美國之常備軍只有軍官二千員，上校已為賦有名望之地位，而且與馬歇爾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熱。事實上他若不派來中國，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陸之戰事，日後樹立如艾森豪威爾之功業。所以我們指斥他存優越感，事實上我們也已淺視此人。
敘述這段歷史，尚且要顧及兩方文教上與習俗間之鴻溝。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後履足東京橫濱一帶，他給史夫人信裡提及，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條錫片的篷蓋之下，覓著空隙之地種蔥度日，“令人幸災樂禍地感到愉快”。他又敘述在密蘇里戰艦上參加受降的各國軍事代表，除了美國和中國人之外，英國代表是一隻紅色的肥餃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腸，加拿大代表看來像靠女人倒貼的男人，法國代表頗為雅緻，後面的兩個隨員則像一對巴黎之流氓，荷蘭代表又肥又禿，紐西蘭代表則像個外行。結論則是“在倭人眼前，這是如何一群漫畫中之人物，全人類沒有找到合適的代表”。
史迪威不會無緣無故地被稱為“尖酸刻薄的約瑟夫”。只是與他的抗議直言成對比，我也很難將中國人“非禮勿視”半吞不吐曖昧遊離的態度搬出來令外人置信。此即是兩方各走極端，1944年之衝突既已無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處置失當，尚可能使中美之間的成見與誤解更為加深。
我所謂誤解，即是當日問題之由來，實由於中國尚未透過現代化的程式，社會里內部尤其下層的各種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蔣先生只能著重人身關係，以他耳提面命補助組織制度之不足，有時干預細節。有如中央大學的學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壩與師生聚餐一次；王纘緒與潘文華不睦有武裝衝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風最受史迪威批評，也為他鄙視。然則史氏忽視了一段事實，新中國的高層機構實系無中生有，由蔣委員長如是苦心孤詣地勉強拼成。
史將軍被斥調回之後，曾憤慨地寫出他寧可打著一杆步槍追隨朱德。他就沒有了解當日中共部隊之有效率，正因他們利用國軍之上級機構作擋箭牌，所以能全力搞低層機構，因之他們將整個城市文化擯斥不要。只有油印報紙，秧歌舞蹈，以糧券餐券代替貨幣及銀行業務。大部隊則純以無線電聯絡，幹部又經常而大規模的開會討論以免除固定性和職業性的官僚機構。
國共兩方當日不僅有哲學思想作風之不同，並且也在背景環境及時間層次上做法不同。不僅史迪威沒有將全域性看清，即我們身處其境，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則因後續之事蹟賦予歷史上應有之縱深，也因局勢變遷經過一段分散離合兩方又有異途同歸的形勢，於是我才建議引用內外的各種資料重寫這一段歷史。
博物院供給我兩套資料，以成例言，不能算是沒有盡極慷慨。可是循閱一遍之後，我仍不得不讓你知道我所在困難。即如蔣先生日記之一部分，如果我有機會看到原件，即會如前所建議抽出一部或一本譯成英文，內加附釋，則我的責任輕，也可望早日出版。可是現在的一部分，只是1970年間籌備黨史時所節錄，很多引用處只有一句半段不見其全文，計在抗戰八年內凡七百八十一條，與古屋《秘錄》的二百四十四條比較雖卓有裕如，可是甚為抽象，也相當重複。
這兩項書刊相比，節錄之處相同的共一百一十二條，內中又有七十一條完全相同，其他四十一條則在文字上有出入，也無法與原件核對。雖說這文字出入不足以變更日記之旨意，我們既引用仍要向讀者有確切的交代。美國研究南北戰爭時南軍將領之專家傅義門（Douglas Freeman）考究之徹底，雖一傷重而去世之將領臨終之前夢囈之語，亦據數種傳說一字一字考證。我人既稱史料得自當代偉人之手跡，則無法將如許相差之處略而不提。
敏宜：我也知道來日研究此公一生思想事業者必有“蔣介石專家”，此項工作，必成終身事業。我人今日之工作最多亦不過替他們指路。此外你我發表之字尚望給當今讀者一些參考價值，如此則必與西方有關之字中之最要者互相印證。例如博物館之資料稱，開羅會議時蔣夫人曾於1943年11月26日，銜命訪羅斯福“會商十億美元供款計劃”，羅氏“當即面允藉助”。得此訊後蔣先生又與夫人於午後三時再訪羅氏，“對其允予設法借款，面致謝意”。翌年1月11日，此同一資料之中即有下列之記載：
接閱美國羅斯福總統覆電，謂據其財政部意見，認此時借款，當非必要雲。先是上秉12月8日公（蔣先生）以羅斯福總統曾於開羅會議與夫人協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時，面允貸款十億美元。故重申前約，詎羅氏意藉詞延宕。
此項記載似系根據蔣先生日記寫出。然則此中亦必有誤解，因美國總統無權承認撥給此項鉅款也。但羅氏性格豪邁，其口語與其胸中城府不同。即以上“允予設法借款”與“面允貸款十億美元”亦有至大之出入。
事實上羅斯福經過開羅後往德黑蘭會議回時又抵開羅，曾於11月6日與主持租借法事之哈甫金斯（Harry Hopkins）接見史迪威及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Davies）。當場羅氏即說明蔣曾要求貸款十億，但亦稱曾對蔣先生及夫人解釋要經過國會批准至為不易。他在哈、史、戴面前又提出一古怪之計劃。他謂出資美金五千萬至一億元在中國之黑市中收買法幣。他預期經此經營，法幣價格當必回漲，他即以出進之間所得利潤與中國政府對分。這與“面允貸款十億美元”，尤有至遠之距離。
歷史家在此間遇到之難題則是羅斯福生前不作日記（要是有日記倒好辦了，因為舍下去海德公園羅氏檔案圖書館不過十餘英里，我與內子都有參閱檔案之准許卡）。而當時人之檔案又極散漫。如陸軍部長史汀遜之檔案藏於耶魯大學，馬歇爾檔案藏於維吉尼亞。而且文書來往之中亦有極為奇特者，例如孫立人曾有一信給宋子文，宋即用之與羅斯福交涉，羅又轉財政部長莫根索，以後在莫氏檔案內出現。總之要仔細對證，非我人力資力所能容許。
即是與已出版之資料對看，也是因牽涉太廣，我人所用之憑藉有限（此指日記只有一句一段，而此方檔案則巨幅連篇）。所以我尚未找到合適處理之辦法，周後擬往麻省劍橋，先與哈佛燕京同事一談再作區處。
但是我不能忘卻你和你們先生贊助之熱心，也仍覺得現有史料中之日記部分內中仍有對一般讀者認為有趣對治史有益的地方。只是千言萬語，我只希望因我個人的寫作，其程度不論，中國歷史可以向前推一步，而不致倒退一步。即踟躕也仍不出此考慮。甚至即提到不能不看流行雜誌與《紐約客》，只因為今日世間之複雜，我人不得不將眼光放寬視大也。祝一切如意。
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