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黃，你們在打什麼？”</h4>
我們留美的一年之內，當初出國時所憧憬著一個未來中國的富強康樂之景象，已經煙散雲消。在這一年之內太平洋西岸中國的內戰已全面展開。馬歇爾被召回國。美國從此對中國採取不與聞政策。白修德的書也在此年之內銷售四十五萬冊，內中將中國說得無一是處而尤以攻擊國民政府及國軍時為盛。國軍佔領延安的訊息傳來，各家電影公司早已將當地情景攝為新聞短片，在正片之前演放。內中只看出一連串的窯洞，總之就是一片赤貧。參謀大學的美國同學有時也根據這些情節逼問：“黃，你們在打什麼？”
我也希望有人能給我一個答案。
新年之前學校休假兩星期，我趁著這機會遊歷東部。出入火車時聽著其他旅客唱說：“中國軍隊來了！”其聲調之中已帶著譏諷成分。也正在這時候北京的一位女大學生傳說被美軍姦汙，國內各城市展開一片反美風潮，這倒增加了華盛頓將美軍全部撤出的憑藉。
然而美國之言論自由，也並不是完全由各人自敘衷曲。其實媒體以商業方式經營總離不了生意經。尤其重要的報道必根據潛在的群眾的意向為依歸。有時寧可把白的說得更白，黑的說得愈黑，不能違背潮流。一般的美國人以為美國介入第二次大戰旨在“拯救中國”。可是到頭無一好處，而戰後之中國仍是西方之贅疣，不免厭惡，只望政府勿再捲入國共衝突之漩渦。以後杜魯門作回憶錄就提出此中關鍵。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也包括了不少各人本身意向不同的打算。比如說我因朋友介紹在華盛頓晤見了一位政治意識濃厚之人士。他自己對美國的內政主張前進左傾，因之也對中共同情。後來提到北京美軍的案件他問我意向如何，我只說希望此事不致動搖美國援助中國戰後復興的大前提。他就兩眼對我直視然後發問：“假使你的姊妹給人糟蹋，你也會同樣的置之不聞不問？”
這期間的種族成見仍未如今日之一般地破除。各界如提及中國內戰就有人解釋總是有色人種不知如何治理自己之故。縱使參大教課無人如此直說，私人談吐間這種意見已見諸言表，只是他們稍留情面，在我們中國學員面前保持五至十英尺的距離而已。我們人事系裡有一位英軍中校曾服務於印度（此時印度正要求獨立），他眼下的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黑人出於同一範疇，總之就是需人管制。
倒只有參大校長哲樂中將毫無如是的觀念。“哦，內戰。”他曾在一次接待會里說起。“內戰有什麼值得羞恥的地方？只因國民愛國心長才有內戰！瞧我的祖父這一代，他的兄弟堂兄弟一起參加，有的在南方軍，有的在北方軍……”
可是哲樂將軍沒有想及美國的南北戰爭距此已近百年，其經歷已寫成一段史詩。戰勝的像葛蘭特（Grant）和薛曼（Sherman）及薛裡頓（Sheridan）等固然是功勳炳烈，至今各人銅像尚植立於雷溫烏茲要塞內各處，即失敗的也雖敗猶榮。如李將軍（Lee）和傑克遜（Jackson）等已是萬人崇拜的偶像，即如西爾（Hill）及史都華（Stuart）也仍是流風遺韻尚在，是史書中羅曼蒂克色彩濃厚的人物。只有我們的內戰說來無非軍人逞兇人民塗炭。我們穿著制服即在國外被人瞧不起，回國之後所有的薪給不足以成家立業，還在被人唾棄。遇到前方歸來的同事所述更為寒心：“他媽的，老子們在前線拼命，有的人已經打死了，報升一個團長，還說年資不足被批駁回來。你們倒在後方反飢餓反內戰乾的鳥勁！”
即是至今已近半個世紀，40年代的內戰仍是一個令人情緒激動的題目。因為這一串事情之發生，影響及於我自己大半的生涯，（我們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對之經過多度的思量與捫心自問。雖然也衷心衝突，前後觀感不同，卻自始至終從未以為內戰之展開總不外兩方意氣用事，領導人物只為自己權勢打算。要是果真如此則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觀，中國的國事一直被人壟斷操縱，以致誤入迷途，一錯再錯，就四十多年。總之人類的紀錄中沒有這樣簡單而又不合理之“歷史”。
曾任《紐約時報》的編輯兼通訊員沙利斯百里（Harrison Salisbury）曾經說過中國像一顆洋蔥，剝去一層皮尚有一層。亦即背景之後又有背景。所以只據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評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經歷所作的報道，最易為區域性的視界束縛，也更容易為感情作用矇蔽。
<h4>體制改變的轉機</h4>
中國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轉變，只舉一個例：今日臺灣的對外貿易與外匯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即大陸之輸出入也近於每年千億美元之數，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象之事。可見得前後之間兩方體制都已經過重要的轉變。抗戰與內戰本身不能增加生產，促進貿易；卻安排了體制改變的轉機。只有事後看來，我們才能覺悟到變更的幅度之大。從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進而為一個“十年之內國民生產總值又翻一番”的社會，猶如一隻走獸之化為飛禽，此中不能避免蛻變之苦痛。
這樣體制之改變曾涉及世界所有的先進國家。在馬克思看來，總之即是從“封建體制”進入“資本家時代”（馬克思未曾用“資本主義”字樣）。可是我們覺得亞當·斯密所說，一是“農業之系統”，一是“商業之系統”，講來比較適切。
大凡商業體制，內中各物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軍隊為社會之反映，我們在美國參大就學的一年就已充分的理解到此中性格。美軍兵員之補充，可以用“油管制”。一個烤麵包排可以配屬到此一軍部，也可以派遣至另一軍部，其他武器裝備，也無不如此。從無部隊長官據為私物。因為美國之兵團army corps（即中國之軍）非建制單位，所轄之師全系臨時配屬。我曾問雷溫烏茲的同學：“要是兵團長不滿意某師師長，那他如何辦？”
“怎麼辦？如果情形嚴重下令給他免職是也。”一個同學如此的回答。其他的也點頭稱是。雖說這樣的事體不多，這已是公認之原則。
要是在中國，問題就多了。誰是誰的人，哪一個師屬於哪一派的系統，早是眾所周知的公開秘密。要是我們不熟悉這些門徑，就不能當參謀。起先我們還以為這全由於中國人道德標準低，私情重於公益。直到我自己在軍隊被打垮之後，再度來美，重新學歷史，又經過多年之思量，才領悟到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尊卑、男女、長幼”。亦即是利用血緣關係與社會價值控制著無數農村，各地構成無數小圈圈。平日對內不設防，不僅無力經營現代工商業，且無適當的稅收來源，籌辦現代化的政府與軍隊。
從北伐到抗戰這一階段，國民黨之所作為即是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連現代型的軍隊在內。蔣家軍雖然以“黃埔嫡系”為中心，其他軍閥雜牌部隊也隨著相容幷包。即如我們的駐印軍新二十二師由杜聿明的第五軍抽來，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即系財政部稅警團的後身。新三十師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補充兵訓練處擴充而成。密支那戰役之後，史迪威認為新三十師作戰不力，將師長鬍素和兩個團長一併撤職，限二十四小時離開緬甸戰場，遺缺由其他兩師的部隊長升級接充。這事曾和重慶統帥部發生相當的摩擦。表面看來史迪威不顧中國的政治背景，只以軍隊效率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業已另自構成“洋將史家系統”。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後，被蔣委員長要求免職，他之作為的後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為兵工與軍需都是臨時籌措，也無法全盤支配。所以我提議研究這段歷史時，歷史家不要先存有當日中國已是一個統一基礎穩固完善國家的想法。實在此時應由體制不合時代或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很多情形之下，青黃不接大可以和魏晉南北朝一段比擬。很多人物的舉動也和《三國演義》所敘接近，即是在地緣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關係為依歸。張發奎稱“鐵軍”，以葉挺做先鋒、賀龍任包抄、黃琪翔為預備隊，戰無不勝，也並不是戰術高妙，乃是數人意識形態接近，又在統御經理上互相信任，結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後來環境變遷，各人也不能再創奇蹟。
國軍將領中“貪汙無能”的情事，誠然有之，但是這是一種組織不夠條件的現象，不是敗壞大局的原因。窮究其極，還是國家缺乏適當的資源去支援三百多個師，因之不能避免採取包辦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階段月薪一再調整，總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時，同公務員待遇，不時尚發得食米五斗、布料一段，有時甚至香菸一條、醬油若干（各人自備瓶領取）而已。其在野戰軍裡實等於無給制。高階將領既要維持他們的社會地位，又要賙濟家人貧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錢財物資。可是假公為私之門一開，即無法區分貪汙與不貪汙。及至內戰的尾段，中樞以飛機將鈔票運至前方，報載前方將領又以飛機載運回後方購買物資，甚可能實有其事，當日物價三日五日大漲，除此之外無從儲存紙幣之購買力。
美國在華軍事顧問團長巴大維少將（David Barr）以後在美國國會作證，他任團長時國軍未曾缺乏彈藥器械。這話題也值得研究。軍火與裝備的總噸位，不是決定戰局惟一之因素。裝備既加重，交通通訊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複之後勤，又需要社會上生產與分配的條件做同樣的支應。這有如一個人之體力，與骨骼血液和神經系統甚至整個健康互相關聯，非筋肉可以單獨奏效。以後美國的“白皮書”出，內稱裝備國軍三十六個師，歷年也耗費美金二百億元。曾參與接收物資的劉德星少將（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高階參謀，不知何往）就和我說及這並不是有計劃按比例的供應。當中估價的情形不說，只是美軍復員時棄置在太平洋上各島的物資，此處彈藥一堆，彼間香菸奶粉若干，一併加入計算。以後前往東北之國軍，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餘之裝備無從轉運。也有其他戰區野炮一營在戰場上只備有炮彈五百發，部隊長吝不敢用最後連彈帶炮被共軍擄獲等事。可見得只敘實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h4>雙方都想避免貧窮</h4>
這樣說來1945至1949年內戰的意義何在？
內戰仍是中國從農業管制之方式進入而以商業條例管制社會的大過程中之一環節。簡概言之，國民政府因著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一個高層機構的工作業已初步完成，此時雖仍有正規部隊與雜牌部隊，嫡系與旁系，軍隊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統一軍令之支配，軍閥割據之局面從此失去憑藉。所缺乏的是下層機構。這時候農村裡面的保甲，仍與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為表裡，即縱經整理也只能供應曾國藩式的湘勇，無從支援為數幾百萬以鐵道汽車運兵的現代軍隊。
國民政府的著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將城市及沿海的經濟力量輻射到鄉村中去（以後在臺灣就大體上用這政策成功），可是以問題及範圍之龐大，如果行之於大陸，等於要美國國民平白供應中國國家支出數十年並且為之動員設計，也難免不派兵長期駐華。所以杜魯門及馬歇爾的不介入之方針，並非全無歷史眼光的短視政策，只是如此說來中國的問題輸血既無著落，只有開刀。在此我們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聲後之中國》說出：“中國若不改組，只有滅亡。”
中共的決策，簡言之即是開刀。只是今日幾十年後有了歷史之縱深我們可以指說“打土豪分田地”並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個共同的低層組織，作為府兵制及租庸調的稅收政策之基礎。此時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視高層機構。大兵團的行動只用無線電協定，表面看來好像從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倒退一步，可是從此即在農村之中造成了一個穩健的基礎。林彪謂之為“以鄉村包圍城市”，其實人民解放軍的戰勝國軍，得益於其就地徵兵取糧，補給線縮短，無防禦性的顧慮（即是延安根據地也可以放棄），因之戰鬥意識旺盛。在這多方面有似於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組織，戰敗北宋。10世紀以來的趙宋王朝擔待著一個多元經濟和城市文化的負擔，很多看來有利的因素放在廣大的疆域裡，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缺乏組織與結構，徒為大部隊行動之牽制與顧慮，卻又不能放棄。國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間的處境與之相似。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一直維持著若干戰時體制的性格。他們的設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這一觀念直到1985年6月舉行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才正式宣佈放棄（見北京週報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頁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國後，“據估計三十年來在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內隱蔽的農民總貢賦為六千億元以上”（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發展研究通訊》1986年12月總第四十五期，頁五）。所以從歷史的長遠角度看來，他們群眾運動仍著眼於馬克思所謂“原始的存積資本”並非遂行共產主義，從延安住窯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樓當中有了一段極長遠的距離。內中情節，不是我們“褒貶”所能左右動搖的既成事實。即使將之“三七開”或“七三開”也無益於事。中國的內戰彼此驅農民作生死鬥，與美國南北戰爭時兩方都由中產階級人士積極參與支撐的不同，因之無從將之解釋而為一段讀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蹟。可是雖如是，中國經過內戰業已達到體制上改變之轉機。此後之發展在中國歷史內無成例，卻可以與17世紀以降西歐各國尤其英國與荷蘭縱橫曲折的經過遙遠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參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學再問到當日的問題，我們在打什麼，我即可以從一個學歷史的從業員之身份解釋：雙方都志在組織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彼此都想避免窮困。
1991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