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宜：你寄來的資料，都收到了。像古屋奎二那樣的資料，都用航郵，足見你對我工作的重視。謝謝你也謝謝你先生。
我在聖誕節前後，確實生了一些小病。起先我也打過感冒的防疫針。可是不知如何，仍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三天之後，變成肺炎。
我一直到這星期才重新開始伏地挺身地運動，前天才開始在門前掃雪。沒有早給你信，希望見諒。
可是倒因為在床上的時間多，曾翻閱了不少各種五花十色的檔案。從一種流行的科學雜誌看來，知道全世界共有鯊魚四十億頭。一點也沒有錯，超過四十億和人類的總口數相埒！不過近年來每年給人斬殺的就有二億頭，在三百七十多種的鯊魚裡多種已有絕滅的危險，所以澳洲和南非已頒發了保護鯊魚的法令。注重全球環境的人士還主張透過聯合國，責成所有國家體會保全鯊魚的重要。我也想不到鯊魚的存在值得這樣的令人著重關切。雜誌卻沒有明白說出其與環境相關的詳細情形。
《紐約客》雜誌在新年後登載了一篇關於新加坡的報道，裡面說及李光耀治理星島三十餘年使該處窮困絕跡，全境沒有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所有的器械工具全部行使無阻。出資新裝電話．二十四小時內裝妥；飛機場去市內大飯店十二英里，計程車行駛從下飛機到旅舍只半小時。美中不足的則是仍有人不守紀律，竟有人在公寓的電梯內撒尿！於是政府也創設對策：各公寓電梯內裝有偵測阿摩尼亞的感受器。如果尿素被偵悉，電梯鐵門自動鎖閉，備有的照相機將犯人照相，另有警號透過有關當局，巡警立時在道。犯人除了罰款新幣二千元（每元值美金六角二分）外，還有姓名照片被刊載在報紙上的光彩。此外上公共廁所而不沖水，乘地下鐵而在車上或車站飲食，都有極嚴厲的處罰。最近幾年來新加坡和西方尤其是美國新聞界的衝突，則不外有關政府對新聞的管制與取締，也涉及人權問題。可是新加坡政府堅持它注重公德與紀律的決心，絲毫無退讓妥協的徵象。
這樣離奇古怪的報道也看得不少了。一個研究歷史的也和一個新聞從業員一樣，需要經常不斷知道外間的變化。從以上各種報道看來則只覺得時間的逼人，大概諸事一時叢萃。已開發的國家和待開發的國家觀點與序次不同，東方與西方的社會價值也有很大的差別，更有繼續突破創造的想法與保衛環境的顧慮所產生之大距離。也真莫衷一是。
我當然沒有撇開前後寄來之資料，古屋的書即已看過一遍。從博物院借來的書也曾反覆閱讀，內中蔣先生日記各則，大部都已逐段研究。因為他一生崇拜王陽明，王學宗旨，則以“心”字為主，亦即是“天下無心外之物”。王陽明認為“爾未看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種解說和德國哲學家尼采以及本世紀初期美國哲學家詹姆士（Willim James）的想法極為相似。他們否定獲得知識只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做法，而是認為世事的真實性必由“我”主動的掌握。蔣先生所提倡的“抗戰必勝”和“建國必成”，無疑的出自這種主動的啟發。我看著他重複地又不厭其煩地在日記裡關照自己，好像潛水艇每一日必須出水向空以便柴油機發動重新充足電池，可見得這樣的信仰，也需要極端的意志力在後支援。看後我就決心將當中若干段落一字一句地照抄一遍，在抄寫時，揣想他當日的情緒。
可是這樣的辦法，並不是決定將我的歷史，完全根據他的觀點寫出。那樣的資料早已汗牛充棟。同時那樣主觀的是非，對你我講，已失去實用的價值。
我最近來臺北，也受到少數人士的批評，中央軍校的同學，就有人不贊成我將蔣先生提名道姓的稱為蔣介石，而指出我應當稱之為“校長”。殊不知我寫作的著眼早已超過“校長言行”與“總統言行”的範圍。即寫一篇小文字，我也仍要顧慮到他蔣先生在所有華裔人士中的觀感。如用英文寫出，還要顧及他在國際間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在《中國時報》發表文字時，即稱陶先生為陶希聖，曹先生為曹聖芬，並且註明這樣做法與我個人與諸先生的私人關係不同，這一點我想你一定能諒鑑。
蔣介石在日記裡也寫出：“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這樣的觀點即已與傳統聖賢的尺度不同。他在南京失陷後，讓德國大使陶德曼斡旋和平，並且在日記中寫出：“為緩兵之計，不得不如此耳！”嚴格講來，也非書呆子心目中的聖賢所能包容，還有徐州失陷後，他下令黃河決堤。美聯社的記者白爾登（Jack Belden）當日即有極詳盡的報道，甚至蔣電話催促商量的情形也經各種書刊轉載，發行數十百萬冊。這種舉動更非拘泥於傳統道德的人士所敢於想象。
然則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進的”中國人一樣，指斥他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號召為矯飾，而實則是一個欺人盜世的偽君子？不。我因為自己曾上過軍校，曾聽過他的訓話。軍校畢業之後也有好幾次切身在近距離冷眼觀察他的機會，這與被他召見有責任關係的人士之觀感不同。有了這樣的經驗，加以他當日面上的表情之記憶，才確切相信他的虔誠。比如說：他寫著“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纖上灘與提大錐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我確切相信他當日內心之反應如此。
然則這如何能與洪水氾濫於四省，淹沒了四千村鎮，使兩百萬人民耕作物蕩然無存無家可歸的決心與指令相併存在？在類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夠只顧維持官僚主義邏輯之完整，指令槍斃某人，卻又倡言撫卹陣亡將士之遺孤，而實際上軍政部連這些遺孤的名單都不具備？
粗率答來，也可以說是“見牛未見羊”。更進一步追索過去，則是人類心理上本來有這種自相矛盾的趨向。我在教書時，不時遇到美國學生髮問：“為什麼這樣不能前後一致？”
我也曾反問他們。要是發問的學生名叫巴蒲的話，我即說：
“巴蒲，讓我問問你：老實說來，你從今天早上起床到現在，你的態度與思潮變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還是始終如一，你的想法前後貫通，全無矛盾？”
巴蒲必是心覽意會，面帶微笑。他的問題也就在此中找到圓滿的答覆。
不久之前，我寫過一篇軍校生活之回憶的文章，就說及我們的軍官學生已具有雙重性格。比如說當校長來臨時，他帶著我們讀“黨員守則”和“軍人讀訓”。我們當場確是一本正經，每字每句都讀入肺腑，後來有些同學在戰場上捐軀，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讀訓的當天晚上熄燈就寢之前，我們有了十五分鐘的絕對自由，大家都以學習校長的浙江口音為笑謔。“服從為負責之本”，他讀來有如“屋層外無炸資崩”，最為我們取樂之根據。可是至今事已逾半個世紀，回想起來雖如此，我們仍沒有否定他的訓誨。所以我們的區隊長和區隊副，明明聽到我們的揶揄模仿，也不以為意。這也就是說我們的舉止和我們應該的舉止行動當中已有距離。我們軍校學生既如此，他蔣委員長企圖運轉乾坤，其身份上應做之事和他實際能做之事的中間也更有距離。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時欣賞花之顏色，不看花時此心與花同寂的雙重態度去對付了。按其實凡革命領袖均不得不如此。
我們的矛盾，出自年輕人之稚氣，即縱使無惡意，今日回顧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測，他蔣委員長心頭有那樣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無可承擔內外之壓力。我們既然知道他已出於環境之逼迫，無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寫“上帝既能拯餘出此萬惡絕險之境（此指西安事變），自能拯救餘四萬萬生靈於塗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餘之罪惡，而使餘國家民族速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更沒有心腸責備他，而只能對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