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7年雷溫烏茲之正規班的第一學期全班不分科，自勞動節至聖誕，講授諸兵種合同的戰術與經理，從團營向上而提及師和兵團，注重當時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此中千頭萬緒不能毫無組織結構；也不能全部抄襲某一部隊的經驗，而將其他角落置之不顧。其折衷的辦法乃是採用兩個極大規模之“設想情況”（scenario）。第一個情況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法國設想情況”，乃是根據盟軍自諾曼底登陸之後的實際經驗。當初集中兵力自灘頭堡從北向南攻。及至“聖羅突破”（st.Lo Breakthrough）之後，才移師轉向東北，以巴黎及後面之國境為目標。在這扇形展開時，由西南至東北有兩條大道：一是由呂曼（Le Mans）至沙特（Chartres），一是由託敖（Tours）至奧爾良（Orleans）。大概這地區道路良好地勢平坦，佔領區域的人民樂於解放，此乃都有利於大兵團之運用。另一設想情況也系根據實際之作戰計劃，只是尚未付諸實施。原來美軍於1944年光復菲律賓群島之後，如無日本之投降，準備於1945年年底之前攻佔臺灣，並在中國大陸沿岸獲得支撐點，以保持側翼之安全，即於1946年之冬季，進攻九州。其全部計劃稱為“九州設想”（Kyushu Scenario），其初步目標在奪取鹿兒島之港口，阻塞其東岸，整備向熊本進兵。此間情形與在法國的條件成為一個對照，即是易守難攻。所以不僅戰法不同，有關補給後勤諸事也大相徑庭。學員有了這兩種不同的經驗和設想，已對兩處戰場和全盤戰略有了一個大輪廓，然後在整個局面之中抽出區域性作戰與經理的各項問題，讓有特殊經驗的教官各自發揮其所長。
在這上學的過程中我們中國學員的首一印象無非是美國資源之豐富。我雖在戰時於役駐印軍在印緬戰場上對美軍有了初淺的認識，此時全面目展開仍是令人大開眼界。例如空軍之戰術轟炸可以全由地面上協定，有同炮兵（可是其效率極難維持）。而步兵師火力之強，也使我們耳目一新，此時一〇五之加農炮和一五五之榴彈炮，射程十五英里，全是美軍標準武器。則一個步兵師之建制有了這樣的炮兵三營，其步炮比率已是三比一。再加以後面之軍團炮兵和其他更大口徑之重炮與高射炮（高射炮可以在地面平射對付戰車更為有效）和形同戰車之自動炮架其比率甚可能超過二比一而接近於一比一。再加以配屬工兵種類之多，也使我們歎為觀止，有如戰鬥工兵（爆破敵人工事）、戰鬥支援工兵（清掃地雷設立障礙）、服務工兵（架橋修路），無不技有專長，各具有特殊之裝備與訓練。這和我們穿草鞋打赤腳帶遮陽紙傘的步兵相較，已經有了兩個世紀之距離。而且其後方有汽車修理連、洗衣連與烤麵包排更是聞所未聞。
我曾有一個朋友前在五角大廈的參謀本部工作，最會“擺龍門陣”。他一天和我說起：“黃，你想知道這烤麵包排之由來嗎？讓我告訴你。起先第一次大戰大家都在戰壕裡一待即是好幾個月。戰事結束大家都說不要忘記了這烤麵包的重要。當時即特種部隊的最小單位仍是營。有人建議以一營五六百人去烤麵包未免太多，於是先成立一連試看情形。殊不知麵粉只這樣一撮撮‘以手示意’，烤成麵包竟有如許之長之大‘兩臂伸開’。一連人焙烤的麵包不僅無適當的交通工具輸送，甚至無處堆放。這樣才決定只成立一個Quarter-master Baking Platoon……”
我也不知道此是確有其事，還是由於他奧康納中校杜撰。總之則可見得當日五角大廈“行有餘力”，已經籌備了紙盒鐵罐的戰地給養不算，還能顧慮到新鮮麵包自焙自烤。
及至第二學期我們分科，我因為階級特低，只被派往“人事系”（School of Personnel）。當初大失所望，滿以為人事涉及升官降級內調外派之瑣事，只是書記雜役，惟有作戰系才是儲備將才的地方。可是新年之後只一禮拜，這樣的觀念即已冰釋。
此也不是“吃不到葡萄則謂葡萄酸”。在“作戰”的大範圍之下最重要的無非各種兵器效能及因之而成立的混合部隊之戰術。我們在第一學期對前者已獲得其大概，而後者總離不開公用之基本原理原則。比如說，這時候步兵師以三個步兵團為基幹組成，已為全世界各種軍隊共同之趨勢，亦即所謂“三角師”（triangular division）是也。其展開作戰時，通常梯次配置。縱使以兩個團平行展開也必一翼為主力一翼為輔助，而第三個團或其一部則為策應。這樣的配備既與中國傳統之“正”、“奇”、“合”的原則相符，也和戚繼光兵書所謂“起”、“當”、“止”的節奏一致。我在雷溫烏茲看到教官在圖上如此區分時又不禁想起戲劇家田漢告訴我的一段故事。
張發奎將軍在1920年間所部稱“鐵軍”，戰無不勝。他卻告訴田漢：“我作起戰來，只有一種部署：總之就是葉挺任先鋒、賀龍打包抄、黃琪翔為預備隊。你也用不著問我何以成為鐵軍不鐵軍，總而言之，除此之外我就再沒有另一種辦法。”按其實鐵軍領導人至此將三角師的基本秘訣一語道破。至於何以旁人不能如是成功而獨有他稱雄於一時，另有關鍵在，此是後話，現在仍回頭再敘美國參大的教學。其三部曲的數術既如此，其他的原則如集中兵力（concentration）、出敵不意（surprise）也如此。只是沿用戰術上至當的行動，很少能獨創新格。
情報系既不接收外國學員，則美軍參謀作業之精彩之處而且值得外國學員專注之處，尚在後勤和人事。原來他們歷來之籌備，絕對注重統計數字。提及補給時不僅要涉及物品之重量，也要考究其容積，再要視察彈藥汽油與食品成適當比例屯集裝運。如果在敵境作戰時，其港口的吞吐量和海灘上屯量全要詳細核算，使用公路橋樑時則要計算各兵種的本身之速率，才能區分其透過的先後次序。又如部隊攻堅時，第一天部隊一千人中死傷多少，第二天又續有多少，內中又有多少人只需在戰場上裹傷，內中如何的人數則須至後方住院，住院多久，甚至戰場上脫隊的逃兵數（stragglers）也早已根據第二次大戰之經歷，編成手冊，為野戰軍的參謀和參謀本部的人員之日用參考。
我們一般的觀感總以為美軍後勤完善在二次大戰時奏效非淺，可是，他們的內行人，並不如是的著想。有如諾曼底，登陸成功之後，社堡（Cherbourg）不能及時佔領整備利用使戰局遲滯。而尤以巴黎解放之後，未能立即將比利時之安特衛普（Amtwerp）港口開放使用，最為貽誤戰機。事後檢討已有人指出若非如此巴頓將軍甚可能於秋季直趨柏林，戰事可以縮短半年，戰後美蘇關係也會不同。後來在五角大廈主持補給的一位高階人員來參校演講也就公然承認此說非虛。他說：“要是我們做事稍微伶俐一點，a little smarter，這樣的機緣可能被我們掌握。”
大概也因為如此，九州設想裡對這港口的利用極為注意。我們有幾次的參謀作業和小考，都以鹿兒港為題材，學員計算著D+7和D+30的吞吐噸位，亦即是登陸後一星期和一個月碼頭上每天能解除安裝軍火與軍需的數量。
雷溫烏茲之所謂“人事”，固然也包括著升降調派，我們課程之內也提及心理學，士兵入伍也有智慧測驗。此外凡是勳獎、娛樂、給假、傷病、軍郵各節有關士氣之專案，無不經過討論。參校教員之內即有兩位軍中牧師講解軍中做禮拜祈禱送葬各事宜。內中有一位系天主教神父，即系主任亦不以職銜稱之為“朗裡少校”，而總是“Father”不離。
在這些方面可見得盡其可能，美軍仍在遵守社會習慣與人本主義。
可是在參謀業務上講，“人事”實包括“整批的軍用人力”（military manpower in bulk）。我們剛一分科，系主任訓話，即提到：“紳士們Gentlemen”，我們的工作乃是“將哲學博士訓練成為上等兵（make PFC's out of Ph.D's）”。亦即自相嘲弄，將人事顛倒，大材小用。大概第二次大戰時，美國人口一億七千五百萬，陸海軍已動員男女八百萬（當時空軍尚未獨立），五角大廈的參謀本部已經覺得“快要蒐括人力桶子的底層了（about to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manpower barrel）”。所以一方面要經濟使用，一方面又要早日將戰事結束，愈快愈好，顧不得各個人間的處處公平合理。又在剛分科後，我們常聽到參校的教員與同學提及“白裡克先生”，初時實不知何所指，後來打聽明白才知道Mr.Brick實為“磚頭”，亦即我們將人員整批分配處理時，假設每個人都有同等的能力與耐性，也就是每塊磚頭都是四角平正，同一厚度，可以供我們在籌算時構成牆壁與建築物的基本原料。
把人當作磚頭不算，我們更抽象地假設軍用人力為液體。美軍此時的人力補充稱為“油管制（pipeline）”。其辦法乃是將有關新兵的各種站處，如入伍營、區分站、基本訓練處、特技所、出國港口（port of embarkation）以及在國外戰場後之補充兵待命處等等機構，連鎖的構成一條大“油管”。此時軍用人力封閉在內，又具有內在之壓力，即前後相繼的自動向前供應。前方部隊需要補充時只須掀開油管，則訓練合格及具有各種技能之人員已如數到場。從此各戰略單位（如師）不必調至後方整補，其數目可以減少，火力與器械亦無閒置不用之耗費。即使其人員需要休憩，也可以使其輪流各自出入戰場，而無整個部隊佔用交通工具前後輸送之繁費。當然此油管本身成為一種機構，問題甚多，這也是雷溫烏茲要塞人事系經常提及“白裡克先生”之一大主因，只是不過又將液體解釋而為固體而已。
1947年美國在第二次大戰的復員業已完成，人事參謀又要注意下次動員的籌備。當時的想法是所謂“二·五預計”，即如何動員二百五十萬人。部隊登陸的日期為D日，動員令開始之日則為M日，所以M+60等日期成為我們思量的題目，這當中包括徵兵入伍、預備役人員轉為現役、各州之州衛兵提升而為聯邦之國軍、指派新成立部隊之幹部、設立各種人事站處等等工作。因為如此，我在參大畢業之後，回國派至國防部第五廳服務，被同事稱為“動員專家”。
其實第五廳的前身各為抗戰期間的軍令部和軍政部之各一部，此時的職掌為部隊之編制訓練。各同事手持算盤，計算員額。他們所做事也可以算是動員，不過軍隊乃是社會之產物也反映其作風。美國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當中各種因素都能互相交換，互相替代，所以動員起來，可以全部籌謀共同支配。國防部第五廳的參謀則或管正規部隊或管雜牌部隊，首先即須注意各單位之歷史及其部隊長與統帥部之人身關係（這才是中國所謂之人事），有些尚是鞭長莫及。有如此時國防部名義上尚且控制寧夏甘肅馬鴻逵與馬步芳之騎兵師與騎兵軍，實際上則南京除了鬚髮番號給予津貼之外尚少了解其實際情形，遑論及干預其內部之行政。況且即是其力之所及的各方面，也只是適應目下一時情形，無從注意其細節。例如七十一軍，也算“中央嫡系”，抗戰之後曾駐上海近郊，在派赴東北作戰之前，曾吸收汪精衛所部“偽軍”，這當然與以後該軍作戰之效率有極大關係。只是此事由參謀總長及其幕僚做主，至於其人員如何分配，多餘之軍官作何區處，更不是國防部之參謀人員可能根據經典從旁指示之業務。
1946年國軍接受馬歇爾的建議準備採取精兵主義將全國陸軍縮編為九十個師。如此計劃完成，我在雷溫烏茲之所學還有若干實用之處。及至出國一年之後，內戰已全面展開，這時候國軍只將一切罄其所有的投付戰場，早已無力敷設油管，當然談不上更革制度，提高效率。我這個速成的專家也只能在國防部翻譯一些美軍所用之程式標準（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簡稱SOP）備供諮詢，算是賺得我月入約值美金二十元之薪餉，此外D-Day和M日，已不與實際情形發生關係了。
1991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