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錢慢慢花光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直到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毫無用處，除了報紙什麼都買不了。我們靠乾麵包撐了幾天，後來有兩天半我什麼都沒吃。這是很難受的經歷。有人做禁食療法達三個星期以上，他們說到第四天之後禁食會變得很愉悅；我可不知道，我沒捱餓超過三天。大概自願齋戒而且之前沒捱過餓的話就沒關係。
第一天，我懶得不想找工作，而是借了魚竿到塞納河釣魚，用綠頭蠅做魚餌。我希望能釣到夠吃一頓的，不過那當然不可能。塞納河裡全是鰷魚，但是它們在巴黎圍城期間變得機靈了，從那時起除非用漁網，否則絕對抓不到它們。第二天我想去當掉大衣，但走去當鋪太遠了，我在床上呆了一天，讀《福爾摩斯回憶錄》。不吃飯，我只有力氣做這個。飢餓使人喪失骨氣，腦中空空，很像流感後遺症，就好像變成了水母，或是血液被抽走換成溫水。我對飢餓的主要記憶就是懶得做任何事，不得不經常吐口水，口水是奇怪的白色絮狀，像是沫蟬的吐沫。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但是任何餓過幾天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一點。
第三天早晨我感覺好了不少。我意識到自己必須馬上做點什麼，決定要鮑里斯和我分享他的兩法郎，只要一兩天，怎麼分都行。我到的時候發現他躺在床上，怒氣衝衝。我一進門他就爆發了，激動得差點嗆到自己。
“他把它拿走了，那個賤賊！他把它拿走了！”
“誰把什麼拿走了？”我問。
“那個猶太人！拿走了我的兩法郎，那條狗，那個賊！他趁我睡覺時打劫了我！”
看來前一晚那個猶太人斷然拒絕每天支付兩法郎。他們爭論不休，最後猶太人同意給錢。鮑里斯說他以最無禮的態度給了錢，一邊給一邊說自己多麼善良，非要人低頭感激。然後，早晨他趁鮑里斯沒睡醒把錢偷走了。
這可是個打擊。我無比失望，因為我已讓肚子對食物有所期待，在捱餓的時候這是大錯。然而，令我頗為吃驚的是，鮑里斯並不絕望。他在床上坐起來，點起菸斗分析情況。
“現在，聽著，我的朋友，這下死路一條了。我倆只有二十五生丁，我覺得那猶太人不會再給我兩法郎了。無論如何他的所作所為令人無法忍受。你相信嗎，有天晚上他下流到把一個女人帶回來，我還在地板上呢。那低賤的畜生！我還有更糟糕的事要告訴你。那猶太人想從這兒逃走。他欠著一週的房租，他的想法是逃掉房租同時把我踹掉。要是那猶太人跑了我就無處可去啦，旅館老闆會扣下我的衣箱抵房租，他媽的！咱們可得好好走下一步。”
“好吧，但是我們能幹什麼？在我看來，唯一的法子就是當掉咱們的大衣搞吃的。”
“我們當然會那麼做的，但我必須先把我的東西從這房子里弄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會被人扣住！好了，我計劃好了。我要搶在那猶太人前面先跑掉。開溜撤退，你明白的。我覺得這一步應該這麼走，嗯？”
“但是，我親愛的鮑里斯，光天化日之下你怎麼開溜？你一定會被抓住的。”
“啊，當然，這需要策略。我們的老闆時刻盯著，以防有人不付房租開溜，他以前就那樣。他和他老婆整天輪流蹲在辦公間裡——真是吝嗇鬼，這些法國人！不過我想到個辦法，如果你能幫忙就能成。”
我沒什麼心情幫他，但還是問了鮑里斯他的計劃。他仔細向我解釋。
“現在，聽著。我們必須從當大衣開始。先回你的屋子去把你的大衣拿來，然後回來拿我的，把它藏在你的衣服下面偷偷帶出去。把它們拿到法蘭克斯布林茹瓦街的當鋪去。幸運的話你應該能搞到二十法郎。然後去塞納河岸，往口袋裡裝滿石頭，回來把石頭放在我的箱子裡。你明白了嗎？我會盡可能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卷在報紙裡，然後下樓問老闆最近的洗衣店怎麼走。我會厚著臉皮假裝很隨意，你明白的，那樣老闆當然會覺得這只是一捆髒衣服。或者如果他起了疑心，那偷偷摸摸的吝嗇鬼就會像往常一樣，上到我的房間去試試我箱子的重量。那些石頭的斤兩會讓他以為箱子是滿的。很有才，是吧？之後我就可以回來，把我自己的東西放在衣袋裡帶走。”
“但是那箱子怎麼辦？”
“哦，箱子？我們得放棄它了。那可憐玩意兒也就值二十法郎。再說，撤退的時候必須有放棄。看看拿破崙在別列津納河[1]的時候！他放棄了整個軍隊。”
鮑里斯為這個計劃（他管這叫戰略）高興得幾乎忘記了飢餓。他忽略了這個計劃的主要缺點——逃跑之後他就沒有地方睡覺了。
一開始，戰略進展得很順利。我回家取了自己的大衣（這樣我已經空著肚子走了九公里），然後成功將鮑里斯的大衣偷運出去。之後就出問題了。當鋪夥計是個暴脾氣、苦瓜臉、愛管閒事的小個子男人——典型的法國辦公員——他拒收大衣，理由是它們沒有給包起來。他說衣服必須用旅行箱或紙殼箱裝起來。這毀了一切——我們什麼箱子都沒有，僅有的二十五生丁也買不起一個箱子。
我回去告訴鮑里斯這個壞訊息。“他媽的！”他罵道，“這下糟了。唉，不論如何，總會有辦法的。咱們把大衣放在我的衣箱裡吧。”
“但是我們怎麼過老闆那一關？他就在辦公間門口坐著。沒轍啊！”
“你真容易絕望啊，我的朋友！我讀到的英國人的那股子倔脾氣哪去了？勇敢點！我們會做到的。”
鮑里斯考慮了一小會兒，然後又提出了一個狡猾的點子。最困難的在於要吸引老闆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鐘，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帶著箱子逃出去。不過湊巧店老闆有一個弱點——他喜歡看《體育報》，時刻準備著有人過來跟他討論報紙內容。鮑里斯在一份舊的《小巴黎人》上讀了一篇關於腳踏車比賽的文章，之後他打探好樓梯的情況，下去跟老闆說話。與此同時，我在樓梯腳下等著，一隻胳膊下夾著大衣，另一隻夾著衣箱。鮑里斯覺得時機合適就咳嗽一聲。我在那兒等著，渾身發抖，因為老闆娘隨時都可能從辦公間對面的門裡出來，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鮑里斯便咳嗽了。我飛快溜過辦公間跑到大街上，為我的鞋子沒有嘎吱作響而歡欣鼓舞。要是鮑里斯瘦一些，計劃可能就會失敗，他碩大的雙肩擋住了辦公間門口，他的大嗓門蓋過了我發出的噪音。我安全離開之後他也來了，在街角找到我，我們一起開溜。
然後，如此折騰一番後，當鋪夥計再次拒絕收我們的大衣。他告訴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國靈魂在為此自鳴得意）我沒有足夠的身份檔案，身份證還不夠，我必須出示護照或是帶地址的信封。鮑里斯倒是有幾十封帶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證過期了（他沒有去更新，以此逃稅），所以我們不能用他的名字當大衣。我們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處，帶上必須的檔案，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蔭大道的當鋪去。
我把鮑里斯留在房間裡，自己去了當鋪。我到的時候發現它已經關門了，要到下午四點才開門。現在大約是一點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個小時沒吃東西。命運似乎在開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後我奇蹟般地轉運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鵝卵石中間看到了一枚閃閃發亮的五蘇硬幣。我撲上去，又趕緊跑回家拿了我們另外的五個蘇，買了一磅土豆。爐子裡剩的酒精只夠把它們煮熟，也沒有鹽，但是我們狼吞虎嚥地把這些土豆連皮吃掉。之後我們感覺自己煥然一新，坐著下棋等當鋪開門。
四點鐘我回到當鋪。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還能指望這裝在紙殼箱裡的兩件破爛大衣能換多少錢呢？鮑里斯說二十法郎，但我覺得只會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會被拒絕，就像上一次那個可憐的八十三號。我坐在前排長椅上，這樣店員說五法郎時就不會看見別人嘲笑我了。
最後店員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號！”
“在，”我站了起來叫道。
“五十法郎？”
這幾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樣令人震驚。現在我相信那個店員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號碼弄混了，因為誰也不可能把那兩件大衣賣七十法郎。我趕緊回家，手放在背後，一言不發走進屋子。鮑里斯在把玩棋盤。他急切地抬頭。
“你拿到多少？”他問。“什麼，沒有二十法郎？無論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別說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訴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慮自殺了。”
我把那張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鮑里斯的臉色像粉筆一樣慘白，跳起來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頭都要碎了。我們跑出去買了麵包、酒、一塊肉，還有燒爐子的酒精，狼吞虎嚥了一頓。
吃了飯，鮑里斯變得前所未有得樂觀。“我跟你說什麼來著？”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個蘇，看看現在。我就說過，沒什麼比錢更好弄了。這提醒了我，我有個朋友在方達瑞路，我們應該去看看他。他騙了我四千法郎，那個賊！他清醒的時候是天下最大的賊，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時候異常誠實。我覺得晚上六點他應該已經醉了。我們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媽的！他可能給兩百呢。我們走吧！”
我們到方達瑞路找到了那個人，他喝醉了，但我們也沒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鮑里斯一見面就在人行道上爆發了可怕的爭執。那個人宣稱他不但不欠鮑里斯一分錢，反倒是鮑里斯欠他四千法郎，兩個人都爭著問我的意見。我一直都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們倆人吵來吵去，一開始在街上，後來在一家小酒館裡，接著在賣客飯的餐館，之後又是另一家小酒館。最後，彼此罵了對方兩小時小偷後，他們倆一起狂飲了一番，花光了鮑里斯的最後一個蘇。
那天晚上，鮑里斯在一個鞋匠家過的夜，那人也是個俄國流亡者，住在商業區。與此同時，我還剩下八法郎，有足夠的煙抽，吃飽喝足，東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過了糟糕的兩天之後，這種轉變實在如奇蹟一般。
注 釋
[1]現在白俄羅斯境內。1812年，拿破崙軍隊從莫斯科撤退到斯摩稜斯克，在搶渡別列津納河時發生戰役。由於被俄軍從三路發動襲擊，法軍兵力折損兩萬五千餘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