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手頭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開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議的是，鮑里斯還在鞋匠家睡著，而且他從一個俄國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處都有朋友，多數跟他一樣以前是軍官。有些做侍應或洗碗工，有些開計程車，有些靠女人過活，有些設法把錢財從俄國帶了出來，開著汽修廠或舞廳。總的來說，待在巴黎的俄國流亡者們勤勞能幹，能忍受同階級英國人無法忍受的厄運。自然也有例外。鮑里斯給我講過他遇到的一個流亡的俄國公爵，他經常出入收費昂貴的餐廳。吃飯時，公爵就在侍應中找出做過俄軍士官的人，吃完飯就友好地叫他過來。
“啊，”公爵會說，“所以說你像我一樣是個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國軍人無所畏懼。你是哪個團的？”
“某某團，先生。”侍應回答說。
“那是個英勇無比的團啊！1912年我去視察過。順便說一句，我不幸把皮夾落在家裡了。我知道，一個俄國軍人肯定會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應有三百法郎，他會如數奉上，當然這筆錢以後再也要不回來。公爵就這樣弄到不少錢。或許侍應們並不在乎被騙。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鮑里斯從一個俄國流亡者那兒聽說了個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掙到錢。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他神神秘秘地對我說：
“告訴我，我的朋友，你有什麼政治立場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當然，人總是愛國的，不過——摩西不是還說過掠奪埃及人的話嗎[1]？作為英國人，你肯定讀過《聖經》。我的意思是，你不會反對掙共產黨人的錢吧？”
“不，當然不會。”
“嗯，好像巴黎有個俄國秘密社團，也許他們多少能幫到咱們。他們是共產黨人；事實上是布林什維克的代表。他們表面上是個聯誼社團，與流亡的俄國人保持聯絡，想讓他們加入布林什維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們社團，他覺得如果咱們過去找他們，他們會幫忙。”
“但他們能怎麼幫咱們？不論如何他們都不會幫我，因為我不是俄國人。”
“重點就是這個。他們似乎是莫斯科一家報紙的通訊員，他們需要寫英國政治的文章。如果我們現在去找他們，或許他們會僱你寫文章。”
“我？但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他媽的！他們也不懂。誰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從英文報紙上抄下來就行。不是有《每日郵報》嗎？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郵報》是保守黨的報紙。他們討厭共產黨。”
“哦，那就照《每日郵報》的內容反著寫，那樣就沒問題了。我們絕對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我的朋友。也許能掙幾百法郎呢。”
我不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巴黎警察對共產黨盯得很緊，尤其是外國來的，而且我已經被懷疑了。幾個月前，一個密探看到我從一家共產黨的週報的辦公室裡出來，於是警察給我找了不少麻煩。如果給他們逮到我去了這個秘密社團，我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可是這個機會很好，不容錯過。那天下午，鮑里斯的朋友——也是個侍應，來帶我們去了集會地。我不記得街名了，不過那是一條破落的街道，從塞納河岸邊向南延伸，離下議院不遠。鮑里斯的朋友要我們倍加小心。我們假裝隨意在街上閒逛，記住了我們要進的那個門——那是家洗衣店——然後再逛回來，密切留意所有視窗和咖啡館。如果這裡被發現有共產黨出沒，很有可能會被監視，我們打算一旦看見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鮑里斯很享受幹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記了他將要跟殺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確認安全無事後，我們迅速鑽進門。洗衣店裡有個法國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那些“俄國紳士”在天井對面的樓梯上。我們登上幾段黑暗的樓梯來到一處樓梯平臺。一個體格強壯、一臉陰沉的年輕人站在樓梯上端，他頭上發線很低。我上去的時候他狐疑地盯著我，伸開雙臂攔住去路，用俄語說了些什麼。
“口令！”看到我沒應聲，他嚴厲地說道。
我停下腳步，心裡很害怕。我沒想到還有口令。
“口令！”那俄國人重複了一遍。
鮑里斯的朋友原來走在後面，現在走上前說了幾句俄語，可能是在說口令或解釋情況。這樣一來，一臉陰沉的年輕人似乎很滿意，帶我們進入一間又小又破的屋子，毛玻璃窗。這裡看起來是個破舊的辦公室，牆上釘著俄語的宣傳海報和一張粗製濫造的巨幅列寧像。桌旁坐著一個只穿襯衫、沒刮鬍子的俄國人，他面前放著一堆報紙做的包裝紙，他正朝上面寫地址。我進門時他對我說法語，口音很怪。
“你們這樣太不小心了！”他大驚小怪地叫著。“你們怎麼不帶包要洗的衣服來？”
“要洗的衣服？”
“每個人來的時候都帶著要洗的衣服。這樣看起來他們像要去樓下的洗衣店。下次記得帶一大捆衣服來。我們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這比我所預料的還要鬼鬼祟祟。鮑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上，他們不停用俄語交談。只有那個沒刮鬍子的人在講話，一臉陰沉的年輕人只是靠在牆上瞪著我，好像還在懷疑我。這很古怪，我站在一個貼滿革命海報的小密室裡，聽著他們用我完全不懂的語言交談。俄國人說話又快又急，有時微笑有時聳肩。我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想，他們會彼此稱呼“小爸爸”、“小鴿子”、“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就像俄國小說裡的人物一樣。他們應該是在談革命的事。那個沒刮鬍子的男人應該會堅定地說：“我們從不爭吵。爭吵是資本家的消遣。我們用行動證明。”然後我就覺得他可能不會這麼說。他們要二十法郎，顯然是入會費，鮑里斯答應支付（我們總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後鮑里斯拿出我們寶貴的積蓄，交了五法郎。
這時候那個一臉陰沉的男人看起來不那麼懷疑我了，他在桌邊坐下來。沒刮鬍子的男人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並在紙上做記錄。他問我答。——是共產黨員嗎？——算同情者吧，我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瞭解英國的政治形勢嗎？——哦，當然，當然。我提了幾個大臣的名字，又批評了工黨幾句。——那《體育報》呢？能在《體育報》上寫東西嗎？（在歐洲大陸，足球和社會主義有種神秘的聯絡。）——哦，當然了。那兩個人嚴肅地點點頭。沒刮鬍子的人開口說話：
“顯然，你對英國的情況有著全面的瞭解。你能為一家莫斯科週報寫一系列文章嗎？我們之後會告訴你詳情。”
“當然可以。”
“那麼，同志，我們明天會透過第一批郵件聯絡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們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來的時候記得帶上一包衣服。再見，同志。”
我們下了樓，小心朝洗衣店外張望，確保街上沒有人，然後溜了出去。鮑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衝昏了頭腦，覺得需要破費犧牲一下，於是衝進了最近的一家菸草店，花五十生丁買了一隻雪茄。出來後，他喜氣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後！最後！現在，我的朋友，我們終於交好運了。你成功騙過了他們。你聽到他喊你同志了嗎？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運！”
第二天早上，我一聽聞郵差來了，就衝到小酒館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沒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郵件，還是沒有我的信。三天過去了，我仍沒收到秘密社團寄來的任何東西，我們放棄了希望，認定他們找了其他人寫文章。
過了十天，我們又去了那個秘密社團的辦公室，還特地帶了包衣服裝作是拿去洗。可那個秘密社團消失了！洗衣店裡的女人什麼都不知道——她只是說“那些先生”幾天前因為房租的問題離開了。我們拿著包裹站在那裡，看起來無比愚蠢！但我們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這也算是種寬慰。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聽說那秘密社團。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是誰，或者是何組織。我個人覺得他們跟共產黨一點關係都沒有，我猜他們只不過是騙子，編造一個社團，好向俄國流亡者騙取入會費。這十分安全，毫無疑問，他們現在肯定在別的什麼城市幹著相同的勾當。他們很聰明，戲演得很像。他們的辦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產黨辦公室應該有的樣子，至於要帶一包衣服，那真是隻有天才才想得到。
注 釋
[1]應指《聖經·出埃及記》，其中有神降十災懲罰埃及。（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