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值不值得，我想談談對巴黎洗碗工生活的看法。細想一下你會覺得奇怪，在一座現代化大都市裡，有成千上萬人除了睡覺，就是在悶熱的地下室裡洗碗碟。我要問的是為什麼這種生活會繼續——有何目的，誰想繼續以及為什麼。我這麼問，不是出於反叛和懶惰的態度，而是想要探討洗碗工生活的社會意義。
我想首先得說，洗碗工是現代世界的一種奴隸。不是因為需要為他們鳴不平，因為洗碗工比其他體力勞動者的情況要好，但比起被人隨意買賣，他們不見得更自由。他們乾的活和奴隸差不多，沒有任何技術含量。他們的報酬只夠勉強餬口，唯一的假期是被解僱的時候。他們與婚姻無緣，或者說，如果他們結婚，他們的妻子也必須得幹活。除非他們交了好運，否則無法擺脫這種生活，或者除非坐牢吧。如今，很多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在巴黎刷盤子，每天工作十到十五個小時。不能說這只不過因為他們懶，因為懶人不可能當洗碗工。他們不過是被日常生活束縛，無法思考。如果洗碗工能稍微思考一下，他們早就會成立工會，舉行罷工，爭取更好的待遇。然而他們從沒想過，因為他們沒有空閒想這些，生活把他們變成了奴隸。
問題是，為什麼這種苦役會繼續？人們想當然認為，工作之所以得幹，是因為有合理的目的。他們看到其他人在幹苦活累活，以為說“這活必須要幹”，就可以解決問題。例如採煤礦，這是個辛苦活兒，但這活必須得幹，因為我們需要煤。在下水道工作是個苦差事，但這活必須得幹。洗碗工也是一樣的道理，總有人會在餐館吃飯，也總要有其他人每個星期洗八十個鐘頭的碗碟。這是文明社會的運作，所以無可非議。但在我看來，這一看法值得商榷。
洗碗工乾的活對文明社會真的有必要嗎？我們有一種感覺，洗碗工乾的活一定是“老實”的活兒，因為它辛苦又費力，而且我們已經對體力勞動有一種盲目迷信。我們看見一個男人在砍樹，便確信他是在滿足一種社會需要，因為他在進行體力勞動；我們沒有想到，他砍掉一棵漂亮的樹，只是為了騰出地兒來擺一座醜陋的雕像。我相信在洗碗工上也一樣，他們為了維持生計而揮汗如雨，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乾的活是有用的，他可能只是在提供一種奢侈享受而已，而且通常，這種奢侈享受並非名副其實。
為了解釋為什麼我說奢侈享受並非名副其實，可以舉個極端例子，這例子在歐洲幾乎看不見，那就是印度的人力車伕或拉車的矮種馬。在遠東的任何一個城鎮，都有幾百個人力車伕，他們是面板黝黑的可憐蟲，體重八英石[1]，圍著腰布，有些生著病，有些已經五十歲了。他們日曬雨淋，連續跑幾英里路，低著頭拉車，汗水順著灰色的鬍子流下來。一旦走得太慢，乘客就會破口大罵。他們每個月只掙三十到五十個盧比[2]，拉車幾年後就咳得沒完沒了。拉車的矮種馬又瘦弱又不中用，賣得很便宜，因為它們只能再幹幾年活。它們的主人用皮鞭代替食物。這些馬乾的活可以用一個等式表示——皮鞭＋食物＝力氣，通常是六成的皮鞭加四成的食物。有時它們的頸部會有一圈面積很大的潰瘍，所以拉車時會拉到新肉。然而還是有辦法讓它們幹活，只要狠狠鞭打它們，讓它們屁股比脖子痛得更厲害。幾年後，等到鞭子也不管用了，馬就會被拖去宰掉。這些就是非必要工作的例子，因為我們並不真的需要矮種馬或人力車伕，他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東方人認為走路沒派頭。坐人力車或馬車是奢侈享受，可任何一個坐過這種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糟糕的奢侈享受，只提供了少許方便，無法抵消人和動物所受的痛苦。
洗碗工與此相似。比起人力車伕和矮種馬，他可稱得上是國王，但他的情況與前兩者類似。他是酒店或餐館的奴隸，可他所受的苦役其實是無用的。因為，畢竟，大酒店和高檔餐館到底有何存在的必要之處呢？它們應該提供奢侈享受，但事實上它們提供的只是對奢侈享受的一種廉價劣質的模仿。幾乎每個人都討厭住酒店。有一些餐館會好一點，不過要在餐館，花一樣的錢，吃一頓像住家菜一樣好的飯是不可能的。無疑酒店和餐館有存在的必要，但它們沒有必要讓幾百人成為奴隸。酒店和餐館的工作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要而定的，而是由代表奢侈享受的假象而定。所謂的“高檔”，事實上僅僅意味著員工乾的活更多，顧客給的錢更多。沒有人得益，除了老闆，他馬上就能在多維爾[3]買一套別墅。基本上，所謂“高檔”酒店，就是一個有一百個人累死累活，好讓兩百人為並非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破費的地方。如果酒店和餐館不搞那些無聊的玩意兒，幹活幹得有效率一點，洗碗工可能每天只用幹六到八小時的活，而不是十五個小時。
假設我們都認為洗碗工乾的活幾乎毫無用處，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有人想他們繼續幹活？我試圖撇開直接的經濟原因，探討一下人們想起有人以洗碗碟為生時會產生何種快樂。因為毫無疑問，人們—那些養尊處優的人—想到這點確實會感到愜意。一個奴隸，如馬庫斯·加圖所說，除了睡覺就應該幹活。他乾的活是否有必要並不重要，但他必須幹活，因為幹活本身而言是好的——至少對奴隸而言是這樣。這種觀點依然存在，還堆出一大座無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這種讓無用工作永存的本能，從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出於對氓流的恐懼。氓流是一群低等動物（他們是這樣想的），一閒下來就會帶來危險，讓他們忙得沒空思考比較安全。一個心直口快的富人，如果恰好被問到改善工作條件的問題時，通常會這樣說：
“我們知道貧窮不好過。事實上，既然貧窮離我們如此遙遠，我們很願意被貧窮的不快困擾，但別指望我們會為此做什麼。我們同情你們下層階級，就像我們同情一隻長疥癬的貓一樣，但我們會拼命反對改善你們的工作條件。我們覺得維持現狀更安全。目前的狀況讓我們很舒適，我們不會冒險給你們自由，即使是每天一個鐘頭的自由也不行。所以，親愛的兄弟，顯然此後你們必須流血流汗，才能讓我們有錢去義大利。你們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這是有才智又有修養的人特有的態度，你可以從上百篇文章中讀到。有修養的人很少一年收入少於（大概）四百英鎊，他們自然會站在富人那邊，因為他們認為給予窮人任何自由都會威脅他們自身的自由。一想到可怕的馬克思式的烏托邦[4]會成為現今社會的替代品，受過教育的人便寧願維持現狀。他們也許不是很喜歡他們的富人同儕，但他們認為，即便這些人中最粗鄙的，相較窮人，還是沒那麼危害到他們的舒適感，所以他們還是支援有錢人為妙。正是因為懼怕假象出來的、會帶來危險的群氓，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的想法都很保守。
對群氓的恐懼是一種迷信的恐懼。這種恐懼基於一種想法：富人與窮人之間有著難以解釋的根本區別，就像兩個不同的種族，如黑人與白人。但事實上，這種差別並不存在。許多富人和窮人只是靠收入多少來劃分界限，別無其他因素，普通百萬富翁與穿上新西裝的洗碗工沒什麼兩樣。換換位子，換換角色，猜猜誰是法官，誰是小賊？任何一個混在窮人堆裡的人都很容易回答。但那些有才智又有修養的人，從沒有與窮人一起生活過，憑什麼說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瞭解貧窮呢？我有一本維庸[5]的詩集，編輯竟然認為有必要為“只能看看看窗臺上的麵包”加上註解“飢餓與受過教育的人的經歷相距甚遠”。
由於這種無知，對群氓有迷信的恐懼是自然的結果。受過教育的人想象出一群低能者，一心想擁有一天的自由，只為洗劫他們的家，焚燒他們的書，讓他們自己操作機器或掃廁所。“採取任何措施”，他們想，“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只要能夠約束這批群氓。”他們不明白，許多富人和窮人之間並沒有區別，所以讓群氓脫離約束就不是問題了。實際上，群氓現在已經不受約束了，並且，他們正以富人的形象出現，利用自己的權力，建造了大量透過厭煩來折磨人的地方，比如“高檔”酒店。
總而言之，洗碗工是奴隸，而且是多餘的奴隸，幹著愚蠢卻基本上沒必要的活。歸根結底，他們被迫一直幹活，因為人們有一種模糊感覺：一旦他們閒下來，就會帶來危險。受過教育的人本應該站在他們那邊，卻默許這種情況發生，因為他們一點也不瞭解洗碗工，所以也害怕他們。我之所以提到洗碗工，是因為我一直在思考他們的狀況，這些看法也適用於無數其他工種。這僅僅是我對洗碗工生活中基本情況的看法，並未考慮直接的經濟原因，無疑很多都是老生常談。我寫出來，目的是想表達一個在酒店工作過的人的感想。
注 釋
[1]英石，英國度量單位，1英石＝6.35029318千克。（譯註）
[2]盧比，印度的一種貨幣單位。（譯註）
[3]多維爾（Deauville），法國的一座城市。（譯註）
[4]烏托邦（Utopia）本意為“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托馬斯·莫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中虛構的地方。如今烏托邦一般用來描寫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會。（譯註）
[5]弗朗索瓦·維庸，François Villon（約1431—1474年），法國中世紀最傑出的抒情詩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