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裡，酒川龜次郎和他的新娘順子慢慢發現，夫婦二人相依相伴在這條缺吃少穿的婚姻之路上是多麼的幸運。與此同時，火奴魯魯的傳教士家庭正經歷著一場鉅變，這個家族出了個瘋瘋癲癲的激進分子，這孩子的所作所為震驚了整個夏威夷。
那些年裡，夏威夷到處都是姓黑爾的、姓惠普爾的、姓休利特的，還有姓霍克斯沃斯的。在普納荷學校的有些班級裡，全班二十四個孩子中出自那些姓氏的竟有十六人之多。只有最能幹的譜系學家才會試圖去追蹤那些血統，因為黑爾就是霍克斯沃斯，霍克斯沃斯就是惠普爾，一個姓黑爾的總是嫁給姓惠普爾的，這使得情況更是難上加難。最後，孩子們全都弄不清楚那些堂表親們誰是誰，有一個委婉的說法一時在島上廣為流傳：“他是我的葫蘆藤表親。”意思是說，只要你往回追溯的時間夠長，就會發現他們其實是一個老祖宗。
夏威夷漸漸開始將這個黑爾-惠普爾-休利特-霍克斯沃斯之間聯姻的家族簡稱為“那個家族”，並確認其具有四個顯著特徵：孩子們都上普納荷學校；青年人上的是耶魯大學；無一例外總能給每個兒子找一份薪水豐厚的好差事，女兒則都能找到丈夫；家族成員都儘量不惹是生非。所以，家族中居然有個成員成了激進分子，這使得“那個家族”深受震動。
還在普納荷讀書時，這個逆子表現一直不錯。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那個家族”一直期望孩子們在普納荷茁壯成長。就拿惠普爾・霍克斯沃斯來說，他在波利尼西亞歷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國際性聲譽。早在普納荷讀書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了學術研究工作，稍後在耶魯取得學士學位，在哈佛取得碩士學位，又在牛津取得了博士學位，還在索邦大學拿到了文學博士學位。他在十一所著名大學取得了榮譽學位，當他在1914年去世時，《火奴魯魯郵報》只是說：“這位偉大的學者出自普納荷學校。”其餘的都不值一提。
這位榮譽等身的偉大學者逝世的那一年，日後成為激進分子的那位家族成員才剛剛從普納荷畢業。這孩子名叫霍克斯沃斯・黑爾。不管從哪個方面看，他都是一個最普通不過的十六歲少年。他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的頭髮既不是黑色也不是金色，眼珠到底應該算什麼顏色也很難判定。他算不上班裡的優等生，可也算不上劣等生，哪一門學科都說不上出類拔萃。他在體育運動中表現還不錯，可跟比他大些的孩子掰腕子，卻也從來沒贏過。
年輕的霍克斯沃斯・黑爾的名字是為了紀念那位著名的學者。關於他，最出名的一點就是，他有兩位容貌出眾的姐妹：亨利埃塔和傑露莎。她們兩個使他有了好人緣，要不是她們倆，這孩子絕不會有幸旁觀朋友們爭先恐後地討姐妹花的歡心——那些討好頗惹了不少麻煩。當然，過了一些年之後，他妹妹跟一個葫蘆藤表親、一個姓惠普爾的人訂了婚。霍克斯沃斯的父親對家裡人說：“我認為現在真該有人跟家族以外的人聯姻了。該往這棵疲憊的大樹裡注入些新鮮血液了。”家裡人並沒有把這番話當一回事，因為他自己就是跟表親、一個姓霍克斯沃斯的姑娘結婚的。人們都覺得這句話是在指桑罵槐地說他的妻子。當他的大女兒開始對外人表現出興趣，而且真的跟一個從費城來的叫蓋奇的小夥子訂婚時，父親表現得十分滿意。然而過了一陣子，亨利埃塔又結識了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姓布羅姆利的小夥子。兩人發現，如果上溯到很久之前，亨利埃塔的曾曾曾曾祖父布羅姆利和小夥子的曾曾曾曾……不管怎麼說，姑娘覺得跟這位姓布羅姆利的小夥兒比跟那位未婚夫蓋奇要親近得多，於是她就嫁給了前一位。正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布羅姆利更像咱們家裡人。”
年輕的霍克斯沃斯・黑爾離開普納荷之後，進入耶魯大學深造。這個不起眼的年輕人在紐黑文爆發出了一個顯著的特徵，這是以前任何人都未曾想到的。他沒有把有限的聰明才智浪費在預備學校裡，而是到了大學才大放異彩。畢業時，他不僅是一名學者，而且還是一名老練的紳士。從學業成績來看，他並沒有超過在普納荷學校裡成績比他好的同學；在體育運動方面，他領導著馬球隊，同時還為籃球隊效力，擔任經理助理。他不怎麼得罪人，在政治上挺成功，還當選了班長。
就是這個讓人想不到的小夥子成了個激進分子。他的熱情開始於大學三年級。有一天，一位來自萊比錫的名叫亞伯斯的教授剛剛結束一場關於帝國主義思想的演講，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公理教會加上波士頓商人這種組合對夏威夷的侵略和佔領，跟天主教會加上巴黎商人對塔希提島的蹂躪如出一轍。兩座群島的這種類比，我認為，就是一種已經得到證實的論據。去夏威夷的傳教士們，雖然沒有像法國人在塔希提島那樣動用炮艦，然而卻使用了革命的手段，竊取了夏威夷的領土，搖身一變，成了這座群島的土地所有者。”
亞伯斯的課堂上，除了這位年輕的霍克斯沃斯・黑爾之外，還有他的葫蘆藤表親休利特・詹德思、兩個姓惠普爾的和一個姓休利特的，但這些傳教士家庭的後代只是滿臉窘色地盯著扶手椅。霍克斯沃斯卻不然。他咳嗽了一聲，接著又咳嗽了一聲，然後大膽地插嘴說：“亞伯斯教授，我很抱歉，恐怕你掌握的事實並不盡然。”
“你說什麼？”德國教授急促地說。
“我的意思是說，您關於塔希提島的事實可能是正確的，但關於夏威夷的事實肯定不準確。”
“你對教授講話的時候，難道不用站起來嗎？”這位在萊比錫受過訓練的學者教訓道，臉氣得通紅。霍克斯沃斯站起身來後，亞伯斯看了看他的筆記，然後說出一長串大名鼎鼎的教授，作為他的引用來源：“艾利斯，還有賈維斯和伯德的文章，埃姆斯特菲爾德，德・格力亞，惠普爾，他們都列舉了同樣的事實。”
“那麼，”霍克斯沃斯說，“他們全都錯了。”
亞伯斯教授漲紅了臉，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年輕人？”
“霍克斯沃斯，先生。”
“好！”亞伯斯大笑起來，“你在這個問題上的證詞很難說是無可挑剔的。”
這種輕蔑的語氣刺激了黑爾，而他的回答又激怒了教授：“您剛才引用了賈維斯，您讀過賈維斯的著作嗎？”
“我從不引用自己沒有讀過的資料來源。”亞伯斯有些光火。
“賈維斯碰巧是我家幾位長輩的朋友，長輩們十分尊敬賈維斯，因為他是第一位公正的評價者，他為我們傳教士的行為辯護，我讀過他的著作，而且還是他的寫作手稿，他所寫的，先生，根本不能支援你的論點。”
學生們對這個跟謊言差不多的說法議論紛紛。接下來的好幾個禮拜，“傳教士”這個詞在耶魯大學有了一種神奇的力量。亞伯斯教授被這個年輕的挑釁者激怒了，他列舉出了一大串反對傳教士的學者的名字。這些學者猛烈地抨擊教會，對無恥下流的、攫取落後國家土地的做法盡情地冷嘲熱諷。年輕的反抗權威者聽了全都熱血沸騰，有好幾個禮拜，那位教授佔盡了上風，宿舍裡不斷響起那些著名的反對夏威夷傳教士的諷刺話語：“他們來島上是要做好事，他們自己的確過得挺好。”“怪不得那些群島在他們離開之後輕鬆了很多，他們把能看見的東西都掃蕩走了嘛。”“他們教土著人怎麼穿衣打扮，怎麼簽署土地出售合同。”其中最絕的一條是：“傳教士們來到夏威夷之前，這裡有四十萬快活的、裸體的夏威夷人在山裡互相殺戮，亂倫，吃得很好。傳教士們來這裡走了一遭，這裡就只剩下三萬衣冠整齊、生活困苦的土著人抱成一團擠在海岸線上，他們一無所有，只能對基督教表表忠心。”在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裡，單是姓惠普爾或者姓休利特，就能讓人渾身不自在。總是有人在說約翰・惠普爾醫生放棄了教會，去當百萬富翁了，還說休利特離開了教會，去竊取那些毫無戒備的土著的土地。
到了學術調查的第五個星期，十九歲的三年級學生霍克斯沃斯・黑爾要求給他些時間，對全班同學朗讀他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研究成果。他用毫無感情的、冷靜的聲調展開了論文：“在19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幾艘小船將傳教士送到夏威夷。一共有十二艘船，乘坐著五十二個傳教士。他們來到島上，總共花費了一百二十二萬美元。在島上進行了將近三十年的宗教以及社會服務之後，傳教士們實際上沒有任何土地，除了一位叫作亞伯拉罕・休利特的，他娶了一個夏威夷婦女，那位婦女的家族一向將家族的土地記在她名下，這樣做是為了族人的利益。惠普爾家族沒有任何土地。黑爾家族也沒有。在後來的日子裡，他們有了幾塊地產，在上面建他們的住宅。事實上，1854年，夏威夷政府意識到了傳教士家庭的不幸處境，透過了一條特別法令，允許那些為群島做出特別貢獻的傳教士以優惠價格購買小塊土地。政府之所以這樣做，亞伯斯教授，因為他們怕的不是傳教士攫取土地，而是怕他們返回美國，並且帶走他們的子女。政府在這一事件上的會議記錄十分清楚明白：‘1851年6月，接受土地或申請擁有土地的傳教士均提供了在他們看來十分公平的補償款，之後他們才行使這一權利。既然他們的申請已經獲得批准，就說明，國王陛下的政府對待這些申請的方式與對待其他的土地申請別無二致。傳教士們與其他購買土地的人一樣，以相同的價格購買相同數量的土地，並沒有因為其身份而擁有特權，這一點無可爭論。但是，除了他們理應盡到的義務之外，傳教士對我們的人民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出於對這些貢獻的承認和感激之情，在本地土著人口急劇減少的情況下，對於重要政策的每一種考慮都應防止他們將其子女帶出群島。因為他們做出的卓越貢獻，我們提出一個正式的解決方案並且制定條款，保證他們的子女留在群島上生活，表達我們民族對於傳教士的感激之情。’”
讀到這裡，霍克斯沃斯盯了一眼教授，繼續說道：“亞伯斯博士，這一方案的條款得到了實施，調查委員會發現，傳教士們在島上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他們獲得的補償又太少，以至於整個社群一致同意政府的決定，允許任何在島上服務滿八年的傳教士購買五百六十英畝政府土地，價格比外來的白人購買的價格每英畝低五十美分。那時候平均的購買價是每英畝一元四角五分，所以這就意味著價格優惠百分之三十點五。或者說，他們在島上辛勤、忠誠地服務一年，就可以得到一個百分點的優惠。就我所找到的材料來看，傳教士獲得土地的方式只有這一種，即便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太窮了，以至於連政府提供的優惠價格都付不起。
“夏威夷當時急需傳教士家庭留在島上，有一句話說得十分公正：‘傳教士們在島上最重要的果實不是蔗糖，而是他們的兒子。’現在，如果你想說，傳教士們那些天分極高的兒子們離開夏威夷，來耶魯大學進行學習，然後回到群島上去，攫取了大量重要的工作，例如醫藥、法律、政府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話，那麼你的說法非常正確。但如果你想這樣說，就請不要責怪傳教士，要怪就怪耶魯大學。
“我認為，譴責這些家庭偷竊他們從來沒有擁有的土地，這樣既有失公平，也不符合事實。攫取土地的，正是那些非傳教士背景的家庭，那些新英格蘭的海上流浪漢。隨後，這些人攫取的土地被傳教士的兒子們管理，以換得一筆費用。難道應該任由這些土地就此荒廢嗎？你說的事實適用於塔希提島。那些事實並不適合夏威夷。”
他坐回座位上，由於激動而滿臉通紅。他期待著同學們報以掌聲，因為他膽敢與傲慢的教授針鋒相對，但霍克斯沃斯所說的話並沒有引起大家的共鳴。他的話不符合當時的潮流，並不為人們所信。大家繼續開著有關傳教士的玩笑。黑爾看到，他在同齡人當中沒有取得任何成就，還將自己置於一種十分嚴重的、與教師對抗的不利地位。但最讓他感到心灰意冷的是他在普納荷學校的同學——休利特・詹德思等人——都為他感到羞恥。身為傳教士後代的尷尬原本只會持續一小會兒就自行消亡，現在卻傳得滿城風雨，迫使全班同學要麼是反對傳教士的一派，要麼屬於支援的一派。幾乎所有人都屬於前者。讓普納荷學校的畢業生們感到憤怒的是，捅這婁子的居然是他們自己人。
霍克斯沃斯・黑爾的第一次公開辯論後果相當糟糕，但他的研究讓他對自己的祖先有所瞭解。於是，不管那些攻擊傳教士的俏皮話說得多麼聰明，霍克斯沃斯都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在很多方面，這種知識——以真理那種微妙的方式——使他變得更加堅強。
對夏威夷歷史的迷戀橫生出的枝節激怒了整個耶魯，導致霍克斯沃斯暫時從耶魯大學休學了一陣子。有一天，他正泡在圖書館，讀著一份早期的火奴魯魯報紙《波利尼西亞人報》。霍克斯沃斯想換換腦子，看看那位容易激動的主編詹姆斯・傑克遜・賈維斯到底對傳教士作何評價。一個故事突然吸引了他，講的是賈維斯如何反抗法國軍艦炮轟火奴魯魯的事，為的是阻止法國向火奴魯魯無限量出口紅酒。故事還講了法國當局如何威脅要用九尾鞭抽他，還要遊街示眾。接著他翻過那發黃的報紙，讀到英國領事館果然對可憐的賈維斯進行了鞭打，因為他維護夏威夷的利益，反抗英國干預當地事務。讀到這兒，霍克斯沃斯開始自嘲起來：“賈維斯肯定是個異想天開的年輕人，就跟我一樣。”這種自負的想法讓他開心不已，開始對這個素不相識、主意不斷變換的編輯產生了同情心。賈維斯跟夏威夷人和傳教士都交上了朋友。突然，霍克斯沃斯又看了一眼那個名字：詹姆斯・傑克遜・賈維斯！他以前不是聽說過這個名字嗎？
他匆忙跑出圖書館，來到展覽廳，這是耶魯大學的另一座光榮建築。一位神秘莫測的先生收藏了一組義大利早期的藝術傑作，那個人的名字就叫作詹姆斯・傑克遜・賈維斯，於19世紀50年代生活在佛羅倫薩。霍克斯沃斯快步跑到展覽廳，徜徉在奇異的、恍如隔世的、由金色和藍色組成的畫作之中。那些畫作來自一個他一無所知的年代。他尚未有足夠的準備去對賈維斯的藏品產生熱愛，而且也不打算這麼做，因為這些畫作與拉斐爾以及倫勃朗的畫作毫無可比之處，而他一直被教導，後者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然而盯著那熱情洋溢的小小圖畫的時候——總數超過一百幅——霍克斯沃斯能感覺出來，這些作品的收藏者對它們無比熱愛。他問管理員：“這個叫賈維斯的是什麼人？”那人也不知道，於是黑爾又找了一個人，最後他找到館長，問：“賈維斯是什麼人？”
館長為這位不知道姓名的捐贈人保留了一個簡短的備忘錄，他說：“一位美國藝術作家，在上世紀中葉居住在佛羅倫薩。他是伊麗莎白、羅伯特・勃朗寧以及約翰・拉斯金的朋友。他以自己的方式成為一位傑出人物，也是美國第一位專門寫文章介紹藝術的作家。”
“他曾在夏威夷居住過嗎？”
“沒有。但晚年他的確用英語寫過一本有關日本藝術的書籍。他發現了版畫這種藝術形式，所以他肯定曾在東方生活過，但具體情況我就不得而知了。”
“夏威夷並不是東方。”黑爾說。
“夏威夷難道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不是。”黑爾簡單地回答，然後離開了。在那些日子，他對學校的管理人員可不大尊重。
他感到迷惑不解。一個是肆意縱情的夏威夷報紙編輯，一個是高雅的義大利藝術鑑賞家，這兩個根本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可名字卻一模一樣：詹姆斯・傑克遜・賈維斯。霍克斯沃斯繼續做了一番研究，結果發現：夏威夷的賈維斯靠當報紙編輯難以為生，便倉皇逃往佛羅倫薩，在那裡成為美國首位偉大的美術收藏家、第一位美國藝術攝影師，也是第一位日本美學專家。霍克斯沃斯對這位陌生人產生了一種獨特的興趣，他暗想：“這夏威夷小夥子幹得不錯。”
他又一次仔細查詢了耶魯大學得到賈維斯藏品的具體細節，對學校採用的卑鄙伎倆感到大為震驚。他把傳教士的事丟在一邊，開始仔細挖掘1871年發生的一個事件。這位《波利尼西亞人報》的前任編輯時年五十三歲，急需用錢。耶魯大學貸給他兩萬美元，以這些藏品作抵押。賈維斯無力償還債務，於是耶魯大學便將全部藏品進行公開拍賣，一共一百一十九件作品，當時價值七八萬美元，但到了1917年，其價值已經超過一百萬美元。當時，校方預先悄悄警告了可能的出價者，說任何買家都必須一次性收購全部藏品，並且學校不會出讓這些美術作品的所有權。這樣一來，任何可能的買家都得當心惹上官司。結果，到了拍賣那天，一個競價者也沒有，耶魯大學便以賈維斯所欠債務的數字拍下了全部藏品。
“這簡直是一樁醜聞！”霍克斯沃斯喊道。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自己竟一頭鑽進藝術的世界裡無法自拔。他徜徉在賈維斯的藏品中時，想道：“這些真是曠世傑作！”他給校報寫了一封長信，問耶魯這等層次的學院何以在這種骯髒的交易中耍陰謀詭計。這一下，霍克斯沃斯可捅了馬蜂窩。
霍克斯沃斯在耶魯校園裡名譽掃地，他被看作是給母校抹黑的激進分子。然而也有一位波士頓藝術批評家寫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全被年輕的黑爾先生耐心地發掘出來。這件事情在藝術圈中早有傳說，但在此之前，並沒有得到公開披露，以免玷汙一家受人敬重的機構完美無瑕的名譽，這一切都是出於對這家機構的禮貌。”就這樣，夏威夷送到耶魯去的最老實巴交的年輕人又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這回比為傳教士們所做的那場鬥志昂揚的辯護還要厲害，因為這次涉及到了學校的榮譽。
爭論如火如荼的時候，校報想出了一個合情合理的辦法讓霍克斯沃斯進行道歉，然而，如同他拒絕委屈自己接受亞伯斯教授關於夏威夷的錯誤資料一樣，如今他也不打算原諒耶魯大學對他最敬重的夏威夷報紙編輯的所作所為。耶魯大學竊取了那些畫作，霍克斯沃斯則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一意孤行。後來的一個傍晚，他正悶悶不樂地遊走在那些藏品中時，突然產生了一種全新的想法：“其實到了今天，對於賈維斯來說，耶魯是否偷走了那些畫作並不重要，正如傳教士們有沒有盜取土地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唯一重要的是：學校到底用它做了什麼？”如果耶魯大學沒有接受這些藏品——即使是強行奪取過來的——這些作品現在又流落何方呢？他們有沒有可能被用於如此偉大的目的，就像現在在紐黑文一樣？如果傳教士們袖手旁觀，聽任夏威夷墮落腐化，那樣做又有什麼好處呢？耶魯大學得到了真正的藝術藏品，並藉此開始將藝術學院發揚光大。目前來看，這的確比過去更好。夏威夷也因為有了傳教士而比過去更好。小小的汙點並不重要。亞伯斯那樣狂妄的傻瓜的言辭也並不重要。詹德思和其他人不理他，這才是正確的做法。事實上，今天的夏威夷有甘蔗種植園，有鳳梨，有蓄水池，還有不同人種在一起和睦相處。假如耶魯大學竊取了這些，它們也理應歸他們所有，因為他們將其善加利用。我不打算與任何人再爭論傳教士竊取夏威夷的事情了。他們果然如此的話，雖然我不願承認，但他們肯定把偷來的東西用於了良好的目的。”在那個昏暗的下午，他看到有很多標準可以用來判斷一個學校的行為，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這種務實的看法並不是最糟糕的。
就這樣，霍克斯沃斯踏上了學習的歷程。他走上了一個偉大的、生機勃勃的、不乏痛苦的過程。人類的頭腦要變成有用的工具就必定經受這些磨難，人類的頭腦唯有具備經驗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必須經過一系列實踐的證實。霍克斯沃斯突然厭倦了耶魯，厭倦了普納荷學校的人們，厭倦了在萊比錫受過訓練的教授們，也厭倦了有關詹姆斯・傑克遜・賈維斯的問題。他漠然地走出展覽廳，對那些畫鄭重其事地點頭告辭，他再也不想來觀看它們了。他到紐黑文的郵局報到。1917年4月28日，霍克斯沃斯報名參軍，遠赴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