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原大戰進行準備的階段，蔣介石估計閻、馮不會在平漢線上投入主力，而只會抽出一支精兵南下襄陽，以威脅武漢。按照這一預估，他決定將第三軍團部署於襄陽。
第三軍團是一個雜牌軍的混編軍團，部隊編號五花八門，但沒有一支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軍團的三大主力徐源泉、王金鈺、楊虎城，也跟反蔣聯軍的石友三、萬選才、孫殿英相仿，都是靠吃幾家飯、穿幾家衣一路混過來的。
蔣介石之所以要將第三軍團用於平漢線，固然是出於戰略考量，但同時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其嫡系部隊的數量遠遠比不上反蔣聯軍，在將主力部署於隴海線和津浦線之後，剩下能編入平漢線作戰序列的部隊，也就只能是清一色的雜牌了。
蔣介石希望這些他透過給官給錢的方式拉來的雜牌，能在平漢線上幫他擋住反蔣聯軍的南下之師，以保證他在其他兩個戰場上能一舉奠定勝局。為此，在中原大戰即將爆發之際，他曾專門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並在會上對第三軍團的雜牌將領們作了一番鏗鏘激越的訓話。
<h2>混世訣竅</h2>
作戰的關鍵是什麼？對於這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蔣介石給出的答案是：多殺人！
蔣介石說你們在戰場上只要記著多殺就行，不要怕沒有彈藥，打完了我可以立即給你們補充——槍械彈藥庫裡有的是，既可以自己製造，也可以向外國購買。
在軍事學上，這叫作大量殺傷敵方有生力量。蔣介石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戰事。他還說：“如果能夠殺傷他一團的兵員，他至少需要三個月時間才能補充訓練完成，直至投入戰場。三個月時間，這是決定戰爭勝敗的一個重要因素，你們必須注意！”
當說到“殺傷”這兩個字時，蔣介石還特別加重了語氣。
散會後，將領們便三三兩兩地走到街上去吃飯。徐源泉、王金鈺、楊虎城等幾個人進了一家飯店的飯廳，大家把皮包放下來，拉開椅子坐下，彼此相視一笑，原來的緊張氣氛頓時煙消雲散。
眾人一邊吃飯一邊聊天。王金鈺首先說：“老總（指蔣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對戰事也滿有信心，我看這一仗不會失敗的。”
徐源泉接過他的話茬：“是的。不過老總的說法我覺得太露骨了。打仗嘛，本來就是殺人的事情，為什麼還要那麼說？”
說完之後，徐源泉將在座的人都掃了一眼：“你們覺得怎麼樣？我覺得我回去對部隊不好那樣傳達，太殘忍了。”
王金鈺深表贊同：“是啊，我們打的是內戰，殺的都是中國人。老總今天的講話，不像是‘國家最高領袖’對內作戰的說法。敵人的兵員同樣是中國老百姓。我想，我們不能這樣傳達下去。”
其他人也都點頭慨嘆：“太不像‘國家最高領袖’了。”
徐源泉、王金鈺包括在座的幾位，平時沒有一個是吃齋唸佛的善菩薩，也都無緣參加外戰，講穿了，大家都是靠打內戰才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們在背後如此議論“國家最高領袖”，當然不僅僅是因為覺得“殺傷”兩個字太過血腥氣或不願參加內戰。
雜牌部隊就像是巖縫中長出的野草，能活到今天，都得有一點自己的混世訣竅。這些訣竅中有兩點比較關鍵：一是時時刻刻都要儲存實力；二是根據時勢需要，隨時隨地“擇良木而棲”。
蔣介石發表那通殺氣騰騰的訓話，毫無疑問是想驅使雜牌們不惜血本地為他賣命，可這也正好觸犯了雜牌軍“儲存實力”的禁忌，難怪要引起不滿。
事實上，在中原大戰初期，閻、馮一直沒有放棄對這些雜牌軍的拉攏。徐源泉、王金鈺、楊虎城等雜牌軍頭也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腳踏兩條船的打算，他們均與閻、馮保持著信使往還，同時對戰場形勢抱著觀望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哪有人肯為老蔣出死力打硬仗？
蔣介石對此其實瞭然於心。他的參謀處在陣中日記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述：“馮逆（馮玉祥）對王金鈺、徐源泉等勾結煽惑，但奸謀迄未得逞。”
“奸謀迄未得逞”，不等於沒有得逞的可能性，而且就算他們不倒戈相向，若是始終出工不出力，給你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那也夠麻煩的。
於是，如何駕馭控制這些雜牌軍隊，使其不被對方所收買利用，而為自己效命疆場，便成為蔣介石在戰爭之初就必須加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事情最後歸結到究竟由誰來當第三軍團的總指揮，蔣介石決定選擇何成浚。
何成浚是湖北人，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從辛亥起就領兵打仗，但軍事指揮能力並不算出眾，以致還讓蔣介石產生了鄂籍將領都不善於打仗的印象，並下達手諭：“選將，慎用鄂人！”
何成浚考取過文秀才，並在張之洞經辦的書院肄業，受到張之洞的賞識，並被保送至日本留學。按照這一金光閃閃的履歷，他至少也能混成一個“儒將”，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何成浚不愛讀書，也從不研究稍微深刻一些的時政問題，甚至他連看報刊都是走馬觀花，泛泛而過。
不讀書，肚裡自然就無貨。據何成浚曾經的幕僚回憶，他竟然從未見何成浚能夠在公眾場合發表一篇有條有理的演說。
為將一般，為政似乎也只能在及格線上下徘徊。何成浚長時間在湖北任職，並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此最喜歡別人稱他為“湖北家長”，然而他在湖北也沒有做出過太多讓人稱道的政績。
眾所周知，蔣介石比閻、馮更重視政治型幕僚的選用，幕府中高手雲集，且不說黃郛、楊永泰的深謀遠慮，錢昌照、張群在政經、外交方面的專業才能，就是陳布雷的筆、吳稚暉的嘴，也足以讓一般人望而卻步。
在這個圈子裡，何成浚若是真的一無所能，早就靠邊站了。他能夠始終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正是緣於有一套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領。
<h2>孟嘗君之風</h2>
民國初年，天津人孫洪伊在北方政界頗有影響。後來他加入了同盟會後，透過羅致一部分人而形成一派力量，稱為“小孫派”，與南方孫中山的“大孫派”比肩而立。
把孫洪伊拉進同盟會的就是何成浚。何成浚因此在同盟會內名聲大噪，並受到黃興等人的信任。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黃興任軍政部部長，何成浚是陸軍部副官長。
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他超常的社交能力逐漸為人所熟知。何家經常住有閒人，他不僅招待食宿，有時還給點零用錢或幫助介紹工作，人稱有“孟嘗君之風”。除了慷慨疏財外，何成浚對上門之客都是求見必見，熱情招待。
一傳十，十傳百，各地來找他的人越來越多，這些人的成分非常複雜，有革命黨人，也有湖北同鄉、各路軍人、政客、失意書生、黨混子，乃至上門尋求幫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浚雖不可能做到有求必應，但他從不拒人於千里之外，總是盡力而為：來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時沒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臨走時再贈送路費。
何成浚每個月用在這方面的開支都不少，除了公家開支外，有時幫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貼進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從蔣桂戰爭起，何成浚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響力和才能，南來北往地幫蔣介石“跑外交”。不過他最主要的成就並不是做說客，而是對雜牌軍進行拉攏和策反。
民國年間，由於諸侯割據與時局變動過於迅速，雜牌軍在數量上相當可觀。一些雜牌軍頭看到蔣介石的力量越來越大，想投奔過來，倚為靠山，可是他們又聽說蔣介石為人狠辣、奸險多變，怕吃虧或被蔣介石吞併，這時候何成浚就能在中間起到一個搭橋擔保的作用。
何成浚的經歷顯赫。清末秀才、老同盟會員、早期士官生、黃興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勳，這些頭銜揀任何一個出來，都夠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資歷較淺的雜牌小軍頭們所不能望其項背且為之肅然起敬的。
如果有誰說何成浚配不上“軍事家”這一稱號，那你就太較真兒了。要知道並不是每個“軍事家”都是戰神級別，而且何成浚吹起他的革命往事、軍事韜略也同樣是縱論滔滔，如長江之水連綿不絕。
除了“老革命”“軍事家”外，何成浚可謂是中外皆通，講國外，給你來日本的明治維新；講國內，秀才出身的他對於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應付手法更是極其嫻熟。這些都足以令那些沒怎麼見過世面的老粗軍人為之傾倒，且自慚形穢。
當然，讓人敬是一回事，讓人親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說“蔣老總”，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親近他的雜牌軍頭卻委實不多。
說起來，年輕時候的蔣介石也倜儻過風流過浪蕩過，只是中年以後才開始學曾國藩寫日記，並且變得越來越像個清教徒。中原大戰期間，為了拉近和馬鴻逵等雜牌軍頭的距離，他曾邀上劉峙等人與馬鴻逵打麻將。麻將桌上，蔣介石輸給馬鴻逵三四萬元，馬鴻逵又輸給了劉峙，於是蔣介石對劉峙說：“經扶（劉峙），你給撥下賬好了。”那三四萬元就這樣抵銷掉了。
蔣介石要親近馬鴻逵的目的達到了，可是這種親近其實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因為人家一看這做派，就知道你老蔣不是真正的賭徒——麻將桌上無父子，更無上級與部下，哪有讓人抵銷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這樣。他是一個大玩家，不僅對於三教九流、吃喝嫖賭行行皆通、樣樣出色，而且玩得很認真，絕不會像蔣介石那樣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h2>“戰略物資”</h2>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時任漢口特別市市長的劉文島等人在漢口俱樂部賭博，玩搖骰子押單雙。劉文島當莊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運氣不好，還沒賭一會兒，就輸了幾萬元。之後他看準一寶（即押寶），在“雙”上押回了兩萬元，其他人也紛紛在“雙”上押注。
這個賭博遊戲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稱為“寶蓋”的酒杯蓋著，如果搖過之後，骰子的點數顯示是“雙”，那麼作為莊家的劉文島就輸了；反之則贏。
劉文島很精明，他懷疑這一寶可能就是“雙”，不敢貿然揭寶，便要將“雙”賣出，可是因為賭注太大，無人應買。於是，劉文島就宣佈這一寶作廢重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