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面的中華帝國、西面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會前景都無法確定，它們就成為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的攻擊物件。
陸權對亞洲中心地帶（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未來的影響，使得俄國特別偏愛實行領土獨佔。而其他國家即使在俄國領土上享有權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權力的使用情況不能令人滿意。但也有例外情況，後文會涉及。憑藉著自身的軍事力量，俄國在海權範圍外為所欲為。不過，雖然在一些地區不能對俄國直接抵抗，但可以透過其他地區的力量對它進行限制。這種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陸上的，要以實際情況而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壓力，因為各國力量均是多樣且廣泛分佈的。在一個地區的行動總是受到在其他地區虛弱地位的牽絆，作為軍事行為，這類約束方式被稱作“轉換”。
如果俄國妄想推行獨佔政策，就可能產生上述壓力，分散它的軍事力量，削弱它的實力。這不僅與俄國的地域遼闊、交通不發達及因利益得罪的國家眾多有關，也因為這些國家擁有許多“轉換”行動的有力地點。而這些地點或者其他容易被佔領的地區，都位於俄國側翼附近。假設不考慮其他情況，施加於側翼的壓力與攻擊比中間地帶的更有效，因為兩翼之間的距離比中間到任意一翼的距離遠得多，而集中力量的進攻或防禦行動在中間與一翼之間比在兩翼之間更容易進行。所以，和俄國對立的國家之間進行的結盟或者合作雖然虛弱無力，但由於有上述優勢，跟俄國軍事力量集中的情況相比，有了略微的彌補。不過，海權和陸權也可能達成某種平衡，而這是決定亞洲永久和平的兩個要素之一。
另一個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於極難實現顯得更為重要。完全可以確定，焦慮不安是產生摩擦的原因，這在各國政府中均有體現。為了預防這種不安導致最壞的結果——戰爭，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的形勢，並採取相應的對策。如果做不到這點，國家的行動就會失去目標。如果國家沒有認識到自身及他方的優勢和劣勢，以及形成這種優勢和劣勢的原因，那麼國家和政府就會誤判當前形勢，當斷不斷或者貿然行動。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會產生危害。相反，如果國家和政府能夠把握當前的局勢，根據局勢的變化制定相應的對策，時刻做好應對各種變化的準備，國家之間多溝通相互考慮，這樣做出的決策就會更準確，從而杜絕戰爭的發生，維持和平的局面。毫無疑問，對國家間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於國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並認為引起衝突是損人不利己的事，這也是和平能在歐洲國家存在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如果與亞洲未來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絡的國家，也能對各自的優缺點、利益所在以及與東方合作的可能性有著正確的認識，並對自身的能力進行正確的評估，那麼亞洲問題也能被和平解決。根據各自的現實情況進行力量協調，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麼摩擦就不會產生。這樣，今天在歐洲上演的戰爭就不會再次發生，相互競爭的意願之間會有一種適當的制衡。接著，在瞭解了俄國固有的優缺點的基礎上，我們將考察那些本能地對俄國的主宰地位進行限制的國家。在進行考察時，要涉及自然狀況以及人為的聯合或者同盟。建立聯盟對於國家的利益是否有幫助，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只會簡單提及。
商業控制是將海洋由自然狀態轉變為具有海權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與海權相對應的是陸權——對內陸地區的獨佔性統治，它們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海權存在於海洋的表面，它無法在陸地上立足。海洋本身並沒有什麼產出，但作為主要的商業通道和交通場所，卻有著獨一無二的價值。海洋的價值體現在被運輸的商品上，商品交換的利潤促進了國家的繁榮發展。因此，海上強國不可能放棄對海權的控制，放棄海上帝國的權力。由於海上強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有著共同的利益，面對著日益高漲要求放鬆海權控制的呼聲，海上強國應慎重考慮做出多大讓步。但由於它們推行必要政策會受到各種限制，因此保持海權優勢就很有必要，所以對於各種呼聲不應過早響應，一定要三思而後行，放棄長期被認可的海權絕非易事。毫無疑問，海上帝國是一個世界帝國，讓它放棄海權的做法明智嗎？掠奪所謂的私人財產是商品冒險時代就有的現象，不過“私人”的定義卻有待商榷。例如像“戰時違禁品”這樣在本質上很難把握的概念就沒有一個精準的定義。如果認為這個概念是說海上敵方的物資可由中立國承運，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過，“私人”這個詞的一般含義是屬於個人，但運往其他國家用於交換的商品不是“私人”的。眾所周知，錢是戰爭的血液。在對外貿易中，個體公民的錢財對國家財富的增加有著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個人財富對於戰時國家的血液迴圈必不可少。而這與國內貿易不一樣，後者在本國進行，沒有外國的參與，這就好比是生物體內的活動，把自身擁有的東西分給不同的部位而已。不過，一個有機體不能自己養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來自外部的東西，這些外部東西就類似國家的對外商業活動，這些活動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援。海運是外部資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對支撐戰爭的進行特別重要。擾亂國內貿易不一定會對戰爭的目標產生影響，但肯定會因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對外商業活動由於“私人”財產被掠奪而阻斷，這種影響就很大了，絕對不會只是簡單的怨憤而已。所以，為了本國戰爭的勝利去幹涉敵國的對外貿易活動，使對方損失慘重被迫順應自己，這種活動代價小、收穫大，不失為一種好的手段。
上文說到，對於亞洲中心地區而言，俄國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國家，它的擴張一直以來都是從兩翼進行的，事實情況也的確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國的侵略擴張行為，就只能針對兩翼下手。這種做法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攻擊兩翼針對的是俄國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內陸地區要與這些海岸保持暢通無阻的聯絡以便獲益，必然會被地理位置優越且力量強大的海上強國所左右。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俄國兩翼的形勢：一方面由於它們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目標和政策目標有密切的聯絡，大家都想得到它們；另一方面，各國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及所處位置，有的進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國的擴張。
如果俄國的地理狀況及所要達成的目標如上文所言，它獲得利益的方法是：儘可能地尋找寬闊、開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東部的目標是中國海岸，西部是經波斯抵達波斯灣，還可以經黑海或小亞細亞涉足地中海。據俄國政府的訊息顯示，沒有自然阻礙或者人為因素能夠阻止俄國按照上述計劃進行侵略擴張。此外，有人推測俄國對印度也有企圖。假如推測成立，那俄國就是從中間地帶擴張而不是兩翼了。我們看一下地圖就會知道，俄國在波斯的擴張除了會使它接近海灣，也可能讓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與北部地區的交通方面獲益匪淺，並以阿富汗為翹板侵略印度。
俄國的這一系列活動將會對其他國家的利益產生嚴重影響，從而激起它們強烈的敵對情緒，它們將會採取一切行動去對抗俄國。海權雖然是這些活動的基礎，如果不加強管理，也無法跟地理位置優越且陸上實力強大的俄國抗衡。此外，由於俄國的政局穩定及領土廣闊，其他國家對俄國實施的攻擊對它而言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有些國家認識到，為了維護爭執地區的共同利益，它們有必要團結協作，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制定合適的政策，維護國家的利益。因為共同利益促成了國家間的合作，所以對當前情況認識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國家間的合作就會越順利、越長久。
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都想統治政治局勢動盪及社會前景不確定的國家或者地區，因此，這些地區的未來發展是由統治它們的國家實行的政策決定的。這些地區主要有東面的中華帝國，尤其是漢族地區；還有西面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後兩者相鄰，分界線是一條雖然高大但沒什麼阻隔作用的山鏈，從亞美尼亞山地向東南延伸將至波斯灣。因為沒有鐵路，該地區商業比較落後。它的面積（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區）大約是100萬平方英里，南鄰地中海與波斯灣，北依黑海與裡海，南北寬度大約是500英里，相當於紐約到芝加哥距離的一半。該地區的發展潛力巨大，可修建兩條鐵路，一條從地中海到波斯灣頂點，另一條經過波斯直抵印度邊境。如果這一計劃可以實現，肯定會帶動該地區經濟的發展。
但在上述地區甚至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安於現狀，從來沒有想過發展進步。因此，這些問題很難處理，就只能等到發達國家有需要時再來解決。不過，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很嚴峻，它成為各國急於瓜分的物件，每個國家都想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為自身將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不管各國的方法如何，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要獲得某種優勢，要握有實權，還要控制地盤。這就是某些亞洲人認為的強國想要獲得特權的原因。假如南北兩個國家的這種動機十分明顯，其他國家必然會效仿。當然，強國不能完全剝奪當地人的權力，這不現實也沒必要，他們只要讓當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術即可，這些方法、技術將會促進他們的進步，也會給強國帶來利益。如何實現這一局面，是逐漸接管對當地的統治（如在印度），還是像在埃及那樣對名義上的政府實行控制，這要根據實際的情況而定，決不能不顧實際生搬硬套原來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變化一般是私人商業企業先進行的，由於當地政府的軟弱無能還導致了許多違法行為的發生。這時就需要外國政府幹預當地的政策以維護外國公民的權利，一方面體現在要求當地政府承諾不再犯以前的錯誤，另一方面還要求得到某種擔保，比如說被給予某種程度的地方統治權，有利於他們在當地的發展。這就像播種一粒種子，它的生長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條件決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紮根，就很難拔除。另外，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控制一塊土地的因素不是當地人民的抵抗，而是與它實力相當的國家的阻撓。
這種情況在印度的歷史中得到印證（當克萊武與杜佈雷各自代表的英國和法國之間對抗出現時，印度就處於緊張狀態），在當今也時有體現。在埃及，各國的對抗剛剛結束，與人們開始的預料大相徑庭，形成了一國主宰的局面，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上述過程已經開始且還在繼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是否會像印度和埃及那樣由突發事件扭轉整個局面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至於小亞細亞、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也可能會出現上面的情況。雖然我們不能預測出現的時間，但現在的局勢表明，這個過程必然會開始而且產生相應的結果。
無論這類過程會產生什麼結果，事實表明它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應該研究現今的局勢看清未來的發展狀況，做好必要的準備。這個研究要基於兩個基本情況：第一，如今的鬥爭是在亞洲中心地帶的兩翼進行的，而且會因俄國的擴張而延續下去。第二，局勢明顯表明上述鬥爭是在海上強國與陸上強國之間展開的。即使認識到這兩大競爭者也不要忽視一個事實，即海權與陸權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也就是說，陸上強國也要向海邊擴張利用海洋為自己服務，反之，海上強國也有必要控制陸地上的居民。不過，法國是第二種情況的例外。因為法國是俄國的同盟國，素有海上強國之稱的法國成了俄國在東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傾向，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所以，德國、英國、日本和美國有著一致的利益絕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會長期存在。
接下來我們就分析一下這些局面。上述四國以及俄國共同決定了側翼地帶的軍事、政治形勢。在這四國中，英國、日本和美國是海上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主要在海軍方面。德國與它們三國不太一樣，但它近年來的商業發展情況使得它也想在不發達地區實行自由貿易。與其他國家相類似，德國肯定也會反對獨佔性控制，因為獨佔對它非常不利。德國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並且體現在了海軍擴充計劃上。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許，四個國家均可以以海軍為後盾對中國採取行動。它們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為後援支援這種活動，強大的海軍也可以防範陸軍對這些基地的進攻。但德國的情況有點兒不同，它的膠州灣基地容易受到攻擊。日本由於是島國比較安全，佔據菲律賓的美國也有安全基地。不過，中國的香港遠離陸上敵國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擊。
以上情況保證了海洋處於海軍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艦船、攻防力量、基層官兵以及上層決策者等諸多方面，四國的海軍都勝過了俄法海軍。而且，四國海軍隨時可以得到陸軍的支援。俄國的一翼是日本陸軍，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則是德國軍隊。另外，俄國易受攻擊的兩翼之間還沒有鐵路聯絡，而菲律賓和香港與俄國的東翼只有一小段絕對安全的水上距離。除此之外，長江還為海上強國進入內陸提供了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距離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頗具戰鬥力的其他艦隻則可到達還要遠400英里的漢口，而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入距離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軍事形勢反映了政治形勢，對它的正確認識有助於和平發展。儘管海上強國有著種種優勢，但不能利用海上優勢進行侵略擴張，無論它們在戰爭中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因為海軍的攻擊力絕對比不過陸軍，所以只能用它們來扼制憑藉武力進行商業壟斷的不正當競爭。不過，海上強國也有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強國由於自身力量不足，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透過中國人來統治中國，企圖控制統治者但不能取代他們。海上強國希望中國政府遷往長江流域，最好使長江沿岸成為中國的樞紐地帶。這種情況實現的條件是北京政府迫於壓力遷都，否則可能在長江流域產生與北京對立的革命政府。中國中央政府的軟弱會促進這種革命的發生，而這種革命是已經嶄露頭角的地方獨立運動的另一種形式。另外，中國經歷一段政治分裂時期也許有利於愛國主義的產生，因為法國革命之前的法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在當今時代，愛國主義將人們匯聚為比現有民族更廣泛的集團。中國的統一或者分裂不是人為可以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這兩種情況。
由我們的闡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個海上國家憑藉它們在東亞的殖民地，能夠抵制來自北方的擴張。但在波斯、土耳其亞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況尚不明確。這裡距離俄國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國的黑海艦隊也容易得到法國海上力量的協助，這些均有利於俄國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這個地位也是法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奮鬥目標。義大利由於它在當前國際聯盟問題上的傾向性及基於明顯利益的民族情緒，它會積極支援任何能保證地中海地區的均勢及蘇伊士運河航行自由的行為。義大利人民憑藉出眾的政治眼光認識到，由於靠近馬耳他及位於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們能夠依靠自身強大的海軍力量，在本地區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使義大利成為連線歐洲與遠東的交通鏈條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日本和美國，由於在地中海沒有關鍵利益也就沒有優越的地位，因此沒必要把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該地區。另外，美國不可能幫助土耳其蘇丹維持其被濫用的權力，況且美國不願破壞與俄國的傳統友誼，只要後者不推行明顯違背美國利益的政策。儘管如此，美國人仍需接受他們已經介入了世界事務的這一事實，因為他們發表了門羅主義，接著佔領了以菲律賓為主的一些島嶼，在中國又有了關鍵利益，所以美國人不可能擺脫如利凡得或波斯灣入口的力量平衡這樣的問題對它產生的影響。這些地區與美國的利益緊密相關，至少現在如此，因為美國從大西洋海岸到達新獲得的地區的最短路線要經過紅海，而這條路線對於英德兩國更是意義重大，這兩國對中國的相同策略將對美國有益。所以，某個地區影響到英德兩國的因素也必然會影響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從我們觀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亞細亞的問題關係到英國、德國、美國與它們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間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過，因為它不是這些國家的唯一通道，顯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為這條通道戰爭時易遭圍堵，經過的又是狹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狹長的紅海及連線這兩者的易受攻擊的蘇伊士運河，這使得它的價值更小。再說地中海的長度（從直布羅陀到蘇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強大的法國海軍，瞭解了這些情況，不僅不會對英國放棄上述危險航線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會同意英國的主張，即蘇伊士運河僅可在和平時期提供便利。不過，如果有關國家繼續擴大它們的地盤，尤其是沿著現在的航線擴張，那麼，這條航線受到的威脅減少，就可能達到一種平衡。這樣，相對於安全但遙遠的需繞過好望角的航線而言，它就可能成為一條臨時的軍用航線。
毫無疑問的是，海軍力量是軍事安全的先決性條件，要想實現上述意義上的軍事安全，海軍不僅需要獲得上述航線的中心地帶——東地中海區域作為基地，還需要獲得一種政治局面，這種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羅陀和馬耳他這樣的據點的安全，也能透過利益聯盟贏得民眾的支援。這種局勢在英屬地已經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賓，它既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好處，又給了它們努力的動力。如果蘇伊士運河不太安全，英國就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在戰時它也能暢通無阻，而保證埃及的穩定將有利於這種情況。另外，還要對河上的船隻及引水業務進行嚴格軍事管理，以防人為的沉船行動造成運河的堵塞。不過，即使運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隊或軍火運過狹窄的陸上頸狀地區，及時完成軍事任務。
在戰時，土耳其亞洲部分的長期政治傾向可以決定埃及的歸屬權及通往東方的最短路線的安全問題，而波斯地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亞洲的土耳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是高度發達的、擁有訓練有素的陸海軍的現代國家，就自然會有上述認識。因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國對許多問題的影響也沒有這樣的國家影響大。這樣的國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證（如同奧斯曼帝國處於盛世時的情形），因為埃及在各個時期的戰略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這個國家瀕臨黑海、波斯灣、紅海和利凡得，對這些地區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務都產生有力的影響。雖然這樣的國家現在不存在，但這樣的政治實體能否形成並健康發展是亞洲的重要問題，和有關中國的問題同樣重要。但是，中國是一個產出國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對於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中國。
為了在上述地區建立可健康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必須從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現在不合理的統治政策，因為當前情況充分地表明，國家內部不存在進步動力。不管未來將會如何發展，現在的居民一定會繼續存在，由於國家政府要承受來自外界的強大壓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軍事組織和經濟管理參考的是外國（俄國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中國駐紮的艦隊將會是外國的而非本國的。因為海軍是最具技術性也最專業化的軍種，所以中國海軍短時間內不可能發展成熟並投入使用。不過，在監管期內，軍事戰略領域受到的影響並不會因中國陸海軍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學習對中國的陸海軍起到了積極作用，那麼兩者的結合將使中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
顯而易見，在中國、埃及和任何有著大量人口的國家，要想實現全面的發展就只能依靠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就這些地區的現狀而言，不管是民眾還是政府都不具備變革的能力。於是，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變革要有什麼樣的推動力，在什麼樣的組織的指導下進行？這個答案取決於外部環境是和平的還是競爭的。變革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各國的政治立場是對立的，而政治立場是國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鬥爭的表現形式怎樣、性質如何，是發生在爭執地區本身還是其外部、在陸上還是海上、是透過和平競賽還是戰爭，問題的解決終究要取決於力量的均衡。不能預測變革時間並不表示不需要分析當前形勢，因為決定結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還有人的思維傾向。面對不斷出現的緊張局勢，透過認真分析問題的重要性，認清事情的本質，明確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就能給予上述傾向以慎重的引導。這點對於有著共同利益的海上強國尤為重要，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統一的領導，能否協調行動就在於對問題的認識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區，沒有一條水道像中國的長江那樣能夠連線內地與海洋，但在敘利亞和卡拉馬尼亞的海岸有一個靠近英屬塞普勒斯島的折進內陸的海灣。因此，該地區內陸的發展（這是使當地人民進入國際社會的前提）只能依靠陸上交通，以鐵路為主。在沒有可供大型船隻航行的水道時，文明就沿著鐵路傳播並向四周擴散。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直接參與，鐵路建設主要由私人企業承擔，優先建設的將是難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別是位於地中海與波斯灣之間易由海洋抵達的國家更是如此。鐵路的走向是由當地具體情況決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戰略上發揮的作用卻是顯而易見的，而這必然會促使各個國家由於軍事或商業等原因對築路權進行爭奪。
海上強國如果認識到它們有著共同利益，就應該盡力防止它們之間的和平競爭演變成敵對矛盾。假如真的這樣做了，就說明長遠的觀點對目前的行動產生了有益的影響。鐵路給擁有它的國家帶來的好處也會對鄰近的國家產生影響，促使後者也加強鐵路建設，從而使得大片土地資源得到開發。如果這些資源被一個海上強國所擁有，它的控制力就會更強。毫無疑問，在所談論的地區，都有豐富的軍事原料。
上述分析說明處於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可能發生的變化。從中可知：儘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各地均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它的未來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更有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歐洲、印度、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由於英國和德國不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所以它們不會讓利凡得與波斯灣成為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特別是敵人在太平洋地區與它們發生嚴重對抗時。依託上述航線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耳他、亞丁和波斯灣）能對它進行控制的原因是這條航線相對狹窄，即使對該航線稍作迂迴也無法抵消這些據點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國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動權。一旦過了西西里和馬耳他，海上形勢會隨著地理變化及政治力量的分佈狀況發生變化。這一地區的國家目前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至於未來會不會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和波斯的發展狀況來決定。
有些人反對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軍力量，並且不贊同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的做法。因為從直布羅陀至馬耳他的航線比較暴露，這種情況下的交通運輸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了該航線的強度。因此，這種反對是有道理的，這雖然不能改變現有的事實，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陸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為海軍提供給養。與此相關，埃及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東西方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包括運河淤塞在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變這種情況。而納爾遜和拿破崙認識到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運河開鑿之前就成為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路。在帝國主義時代，埃及由於適宜居住的地區有限，導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國。究竟會成為哪一個國家的呢？是否由距離的遠近來決定，近距離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確？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英國在利凡得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藉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對於地中海這個面積不大的海域來說，一支處於中心地帶的優良艦隊可以操控整個海域並輕而易舉地完成一般的軍事任務。不過，在地中海兩端擁有港口對於這支艦隊不是十分必要，儘管在緊急情況下它可以開往直布羅陀或者蘇伊士並從那兒獲取補充，而且不必駐紮在當地保衛它們。所以，只要在利凡得、義大利或馬耳他擁有穩固基地，上述艦隊就能主宰從東到西的整個地中海區域。
英國為了自己的強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對於整個東方世界而言，埃及也處於樞紐地位，因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各個地區的物資均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兵家必爭之地，任何海軍也無法完全切斷從四面八方進入埃及的物資，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進行攻防行動是很好的做法。物資供應至少可來自兩個方向，即紅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艦隊都無法同時切斷它們。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鎖，紅海對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來說依舊是最短的支援路線。在上述情況下，英國還可以使用經過好望角的航線，由於這條航線過長，就更沒理由捨棄蘇伊士航線，因為英國經由蘇伊士運河在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進行調動很保險。假如由於某種原因或者災害使英國海軍長期處於劣勢，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那麼不管在何時何地，英國的抵抗都會被瓦解。
總而言之，以軍事眼光來看，放棄地中海和蘇伊士航線選擇好望角是為了防禦並非進攻。對於一個掌握了馬耳他和直布羅陀的國家來說，抓住埃及加強對它的統治是有必要的，還要在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建立供應必需物資的基地，這樣，即使英國運輸的物資被切斷，也可以及時給予補充。在英國獨立稱霸的時候需要如此，在義大利、德國與英國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應該如此。
不管依據國家能力應做出怎樣的決定，利凡得的戰略中心對上文討論的潛在侵略的幾個特點有著決定性的長遠意義。上述幾個特點也可能出現在該地區，在過去的時代中圍繞的是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方，這兩地有著眾多的複雜事實。而今天，“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體現了這種意義，主要是因為蘇伊士地峽及運河決定了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絡。前文過多談論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們與蘇伊士連通，這些地區的重要性體現在對交通線的影響方面，蘇伊士航線的最關鍵點是連線了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那麼，經過好望角的漫長航線是否可以被放棄？換言之，較短的航線對各國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線？在各國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這種認識是否正確？還有，英國長期享有的全人類施惠者的榮譽是否與日俱增地體現在了蘇伊士航線上？
以現在局勢來展望未來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進步運動是東西向進行的，而非南北向，這是因為東亞和西亞是發展潮流的最大推動力。而巴拿馬和蘇伊士這兩個地峽對東亞和西亞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它們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礙的體現。這兩條運河也是南北地區的分界線，分界線以北地區的商業情況和政治活動比較活躍。另外，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大於巴拿馬運河（儘管巴拿馬運河也很重要），不僅因為以前沒有近期也不會有像橫跨北美大陸鐵路這樣的交通途徑替代它，也因為在蘇伊士附近有著直布羅陀海峽、黑海、達達尼爾海峽、紅海及曼德海峽，而美洲地峽沒有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則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對有些國家對於蘇伊士運河的覬覦心理起到一些預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會引出下面這個問題：上述情形是否會影響政治思維習慣？答案是這些情形是決定對外政策時的首要考慮因素；其他因素要服從前者。英國對南非的認識以及對蘇伊士運河的關注就受到這種情況的左右。對美國而言，必須時刻注意與中美洲地峽鄰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價值上升可能對它的政治產生的影響。另外，也可以從美國大陸的南端對地峽施加影響，因為門羅主義失去了往日風采。雖然繼續執行門羅主義可以維護美國的榮譽，但由於世界機會及注意力轉移到了亞洲，不管對於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而言，很顯然利益中心發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著手處理，需要考慮的是請求與我們無關的國家的政治保護是否會削弱我們的實力。因為推行國家政策、進行軍事活動取得成功的條件是集中精力、始終如一。如果推測無誤，東西半球南端形勢的意義不如其他地區發生的重要程序的意義大。
以上我們的討論以亞洲之外的國家和民族及人口眾多的中部爭執地帶為主。顯而易見的是，後者好像連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關國家變得更強大的賭注而已。但這與事實不符，雖然爭執地帶的民族、國家很像沒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這群羊卻不屬於任何人。這些國家的國民特性體現在個人身上可能是堅強也可能是果敢，只是發展的停滯使這些國家喪失了應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這些推論大體上正確，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這些國家在將來的某段時間內仍會停滯不前，這是無法想象的糟糕結果；即使有進步，那動力也是來自外部而非內部。後一種情況，外來推動力的來源以及特點甚至由此引起的變化，對世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斯拉夫式的、條頓式的或者亞洲式的推動力所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另外，一個種族的成員是生活在一個國家內，還是由於各種原因分成幾個獨立的國家甚至敵對的集團，這對於國家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中國的4億居民都能夠接受現有的政治體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塊並不寬敞的土地上，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文化將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國家的影響，這也會對世界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意義。總而言之，外來因素對一個國家的影響不是體現在物質發展上，而是體現在個人性格的變化上及由此而來的國民性格的改變。
因此，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十分重要，從這點出發，外來競爭者的特性及相對能力就值得我們關注。這方面的差異決定著如何開始一段長時期內的歷史程序，而歸宿往往蘊含在開端之中。所以要具備長遠的眼光，即使現在無法預測結局。由於影響未來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對現在的情況認真觀察、仔細探索，再採取積極的行動。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出現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為我們贏得了時間，而充裕的時間是做事穩妥的保證，它將引領我們看清整件事情的發展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並不排斥其他種族產生的作用，而是將這種影響與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條頓①文明的一些因素透過漸進的過程注入了羅馬文明之中，使本質上不同的種族特性相互影響。這個至今依然有參考價值的歷史結果要歸功於愷撒的高瞻遠矚。不過，估計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會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他只是看到了當時羅馬潛在的危險，認為應該擴張羅馬的邊界、鞏固羅馬的邊防來阻止敵人的進犯，這一切只是從防禦出發，為羅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們應該知道，這個時期的歐洲文明也需要進行對外交流。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它會以毫無共同之處的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交匯而結束。儘管大家都希望歐洲文化應該保持它的獨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條頓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歐洲深刻影響的中國文化的元素，它們的融合將會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雖然這些並不要求各國的文化趨於同一，但它們確實需要有一種共同的精神，而這一過程的發展變化將會比物質進步更為緩慢。當拉丁文明與條頓精神相碰撞時，拉丁的特色就體現在了羅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會集權是其自然衍變形成的，歐洲儘管有許多國家，它們卻有著一致的神聖基督教傳統。這既不是一成不變繼承下來的，也不是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時刻發展的精神信念與傳統思想的完美結合，它的生命力已體現在了世代沿襲之中。
雖然我們和東方國家有了接觸，但它們對於我們的文明卻仍是一竅不通，因而讓它們瞭解我們的文明進而促成兩種文化的融合是人類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不過，對此我們不必心存疑問也不用恐懼，因為有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條頓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時又未喪失各自的獨特性及影響區域。這主要是因為一種精神滲入了這兩種不盡相同的文化中併成為它們共有的東西。兩種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們之間的分隔之牆，消除了它們長期的對立關係，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要解決長期的隔離、理解的缺乏、不易實現最終的統一等問題，僅僅從商業利益角度（圍繞眼前利益的短期觀點）考慮是不夠的。當然，短期考慮有助於解決近期需要，但必須與正確的目標保持一致，而這個目標必須單獨考慮。對於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將提及的因素，既要顧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慮長遠的利益。未來的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將具有權利意識並用適當的歐洲方法管理，它們將產生一定的影響並分享普遍的利益。未來的東方國家還將認識到——不過我們對它們的責任要求我們現在就認識到，它們的發展對世界的進步有著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意義，而且它們有充足的時間來吸收基督教幾百年的發展成果。
現今的世界由許多獨立的國家組成，而非處於一個權威力量的統治之下。愷撒曾為這種統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沒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羅馬公民的個人主義傾向使更英明的體質難以確立。由於愷撒及後繼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長久失去活力的羅馬體制得以繼續維持下去，而內部的變化（通常指動亂）使該結構在紛爭中仍然能夠存在並使其免於陷入衰亡之中。羅馬時代的集權統治就像一座大廈，它的穩定性不是取決於堅實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決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們以國際組織增加導致國家活動減少為由，希望把世界置於一個權威統治下，實現某種統一，這樣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有了某種規範，各個政體已經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應有的位置，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雖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導致了中央集權的瓦解，從而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將查理曼帝國推入了混亂之中。可是，分裂的、戰爭頻繁的歐洲卻有能力擊退阿拉伯人的入侵，並逐步確立新的社會秩序，而該秩序為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創造了有益環境。
想憑藉中央權威解決難題以及調節利益的做法，對當代文明國家甚至文明本身來說都是致命傷害，這就好比是政府操縱個人的“家長式作風”。和公民社會一樣，國家社會的健康發展也取決於個體成員的素質，這主要由成員的理性的自我實現能力所決定。國家間的利益鬥爭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競爭，使得各國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異長期存在。而在衝突中形成並能夠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於亞洲國家的團結，另一方面也會激起他們對外的強烈敵對意識，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現。如果這種局面僅有形式而沒有完美的本質，它的過早出現就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