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現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僅因為它幅員遼闊又處於動盪中，還因為中國四周的陸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區，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
由於中國動亂導致的其他國家間越來越激烈的鬥爭已發展到了給塑像揭幕的時刻。塑像的存在並不神秘，但層層外罩遮住了它的本來面目，揭幕之前它不會被人們所注意。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到將來，事物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只有在帳幕落下時，被長期掩蓋的事實才會呈現在人們眼前，我們才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判斷它發生的變化以及由此變化產生的影響。我們沒有感覺到移動腳步，但已走過了多年的光陰，導致原有的機會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粗心及懶散，使我們錯過了太多的東西。不過，正如上文所言，爭執地帶並不是只有中國。只要稍作改變，對中國的評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亞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說明的是，在制定行動計劃時，關注亞洲國家民眾的情況比關注其他國家的更重要，這絕不是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採取的掩飾或藉口。因為國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為了自身利益，這是無需遮掩的事實。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原則，一般情況下也不需要證明（針對具體事例的情況除外）。不過，為了更恰當地處理主要問題，防範意外情況的出現，政府做的任何決定只有優先考慮和它直接相關的國家的自然權利和未來發展狀況，才能稱得上是正確的、目光長遠的決策。“自然權利”這個詞用來形容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與政治權利和法律權利不同，因為後者不是一個人自然享有的權利而是被賦予的。而一個地區的人民對這片土地的絕對控制權不僅與自然權利有關，也會涉及政治權利。政治權利體現為統治、管理和發展等諸多政治行為，它要求透過這些方式保證整個世界的自然權利，即資源應該被開發、利用來造福人類，而不能被擱置、浪費。原則上，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外來力量強制執行就是正當行為。當然，也要考慮具體情況，即形勢是否需要、時機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對形式還是相關的人而言，東方國家大眾的利益不一定與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為後者沒有代表性，它們既不能體現國民的意願，又不能盡力造福國民。它們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沒有強大的反對力量與之抗衡的情況下，它們在世代沿襲中產生了種種缺陷。既然情況如此，那麼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餘的，我們要想方設法結束它。
事實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敗無能導致了現今的動盪局面。假如情況相反，由於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相互制衡，而後者的商業利益要靠和平環境的維持，海上強國就能輕易地防止影響他國利益以及危害它們存在的行為的發生。如今，內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導致現存政府的毀滅，只是不知道具體的情況將會怎樣。其他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可能會利用現有的統治者，也可能取代他們。不過，這兩種做法都與美國的精神或傳統相牴觸。美國可能希望在東方出現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國家的統治，這樣更有利於他們獲取長遠的利益；另外，美國政府不會允許出現獨佔勢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擴張行為。
我們知道了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應該想辦法去解決。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麼問題的解決就得依賴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這不僅能防止任何國家處於主宰地位及國家聯合局面的出現，也能使國家健康發展，提高東方國家的物質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東方民眾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時能使東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過的。雖然歐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進其成員的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東方國家也能發生上述變化，那麼新注入的因素髮揮的作用就充分體現出來了。上述變化在日本這個小國已經得到體現，它的變化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即我們從外國的制度中吸取精華，同時保持本國原有的特色。雖然日本沒有像中國那樣經歷政府癱瘓之苦，但外來的推動力促使它經歷了一場制度革命，並在近些年成為了國際尊嚴與權利的全面享有者。當然，革命過程的長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的大小來決定。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外部動力的影響程度與本國問題的多少，以及針對範圍的大小有很大的關聯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適應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此），日本較小的地域、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進步的關鍵。由此可知，增加對外接觸點有利於幅員遼闊的中國的發展，外來影響可以以這些接觸點為中心向外擴散發揮作用。
多個國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異有利於這種分佈的形成，並且形成的局面能夠維持平衡，而且多個國家介入中國產生的不同影響對它也是有好處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影響的多樣性雖然可能導致政治分裂，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管理和世界的總體局勢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讓所有的中國人信奉一種精神，被一個人管理是不現實的。雖然中國沒有多個政府，也希望出現有不同政策觀點的派別，這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以及與其他國家實現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對各個國家由於各自利益在中國展開的鬥爭惴惴不安，因為這是不可改變而且應該被接受的事實。當前的行動要以當前的形勢為依據，不應該為了不可避免的事實而憂心，中國人反而應該利用它來激勵自己去採取對國家的發展進步最有利的行動，這必須與最終的目標相一致。具體而言就是，認清當前的形勢，爭取實現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在影響上的平衡並盡力減少它們的衝突。尤其需要特別關注德國、英國和美國，因為它們之間需要進行合作，而合作的實現依賴於認識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國有著統一的政治觀念，因而俄國不會因組織的問題傷腦筋。在這樣的組織中，公民的不同意見需要求同存異達成一致，而這一點對於國家政策的執行及國際諒解的達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國家中，由於法國和俄國是聯盟關係，法國在一定程度上與俄國在東方的政策有著聯絡，這種聯絡取決於俄國政策與法國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對的是有關拉丁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問題。無論是作為有著利益紛爭的鄰國而言，還是在地中海的衝突目標都顯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強了其他國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紐帶，而法國在地中海堅持不懈地建立霸權的行為加速了該紐帶的形成。面對這樣的危機，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國家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國得到俄國支援的情況下。對於法國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體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國人的性格中缺乏對於政治聯合來說至關重要的堅定性，這是任何性格長處也無法彌補的。上述的敵對關係可能產生兩個後果：第一，法國對西地中海的控制權會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與條頓文明對亞洲地區的政治影響不可替代。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雖然日本是亞洲國家，但已經透過卓有成效的內外措施，取得並保有了國際社會全權成員的地位。前文已經說到，日本的組成力量要求它必須位於海上強國之列；另外，日本幅員的狹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對大陸領土的企圖。換言之，日本希望擴張領土的願望是不現實的。儘管西亞和地中海是現在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問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們明顯不處於日本的可及範圍，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國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個特定地區及美洲大陸那樣。不過，日本和美國的情況還不一樣，它的國土狹小、人口稀疏導致它沒有可用於遠方的力量，而美國就不會這樣。況且，亞洲大國的競爭會削弱日本開拓遠方的實力，儘管它離大陸很近。實際上，除俄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在擴張領土方面可能都會受到限制。所以，透過商業或者政治聯絡激發中國民眾從而改變中國是一條可取之路。這可以藉助海上力量，因為海上力量具有機動性，既可以在當地發揮作用，也可用於其他地區遏制敵對影響，起到諸如進行商業控制以加強自己、削弱敵人的作用等等。
歐洲國家和日本在權力型別、運用方法及當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們發揮的影響卻是不同的，因為這兩者的源生文化和傳統習慣不一樣。日本在吸收、運用歐洲的文化方面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能力和認真，但是歐洲文化對它來說畢竟是外來的東西，並非自己所固有的。對歐洲人來說，歐洲文化則體現著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維習慣，是幾個世紀發展、演變的成果。在演變過程中，外來文明在當地民族特色與環境的作用下經歷了一個同化過程，這個過程的產物有著永恆的特點，但它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發生相應的變化。在我們看來，日本的劣勢是可以挽救的，因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歐洲文化，還沒有與自己原有的傳統文化相融合，而兩種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的。在政治變革的短時間內，日本的文化改變不會太大，因為長期習慣和思考方式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國、英國、美國三個國家的合作（並非正式同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極有可能一直存在。這是因為該合作有著共同的利益，並由起源、傳統及精神上都極為相似的思想所指導。如果日本加入這個合作，這就標誌著一個長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階段的來臨，它形成的局面是：處於對抗之中的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間，後者取得了主動。不過即使如此，儘管四國協力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種族特點的差異還是會被人們所察覺，從而導致觀點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國都是亞洲國家，日本對吸收歐洲文化的熱情是一件好事，它讓人期待歐洲文化進入日本人的亞洲生活方式並將其改造。就像羅馬文明影響條頓部落一樣，它產生的是條頓文明，而不是羅馬文化的單純擴充套件。因此，我們希望的是一個改造過的亞洲，而非另一個歐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個新興的亞洲可能是最正確的做法。
但是，必須瞭解種族特性的不同會暫時產生觀念或者行為上的分歧，這又容易形成誤解甚至衝突。我們都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種族差異方面的相互包容。因為即使一家人也會因利益的分歧而爭吵，雖然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誤解不容易找到和解之路，但只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解還是可以實現的。在上文，我們已經詳細地闡釋了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對立的利益以及地緣狀況，而亞洲各國在性情上的差異還未較多涉及。這些性情可被分為三大類：亞洲的、斯拉夫的和條頓的，其中任何一類或許都不能被它方完全的理解。我們必須認清、分析並接受不同的性情，把它們當做要消滅的困難而非抱怨的藉口。因為廢除它們既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所以要給它們平等發展的機會，但它們的發展要靠自身的內在因素，而不是依靠武力擴散自己的影響。這種有容忍精神的性情有利於國家利益的協調發展，假如無視本質的差異，用追求同一替代相通之處，把精神的合一與行動的一致相互混淆，就不會有上述的協調。為了歐洲和亞洲的共同利益，三類種族追求的最終解決性方案不是廢除亞洲的文化，而是將歐洲文化和平地融入其中。這個過程是在和平、友善的環境中實現的，這樣的環境有利於歐洲文明的傳播，前提條件是歐洲文化具備我們認為的優越性。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平等、友善環境的維護離不開武力的存在和對自己立場的堅持。後者表現為爭取平等的機會及採用讓人關注的方式來支援自己的要求。而任何設想都離不開充分的研究，還有對形勢的正確分析，因為充分的準備是設想的基本保證。透過消除那些妨礙國家健康發展的消極因素，充分的準備和全面的設想有利於和平，有利於實現漸進性協調的穩定結果。
真正的籌劃要求如實接受所有的因素且耐心分析各種因素可能產生的結果。這個過程相當複雜，有各種各樣的細枝末節，抓住主要的問題以其為突破口有利於事情的解決。首先，對於未來要進行推測，一步一步地分析在某個時刻可能發生的情況；其次，要時刻謹記國家賦予我們的使命，充分認識現實的危機及其他國家的需要。此外，國家和個人都要有一種公共精神，在考慮自己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到他人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本著這種想法，我們以長遠的眼光來考慮現實的需要。當前亞洲落後的政治環境體現了亞洲國家的政治才能不足。在這種環境下，有效組織的缺失導致了亞洲人民喪失了採取有效行動的依靠，剩下的就只是發展的停滯，還有人民對這一切的消極抵抗。這些對未來的發展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不過一時還不必對其採取措施。日本正在為未來的發展進行著有組織、有計劃的準備活動，但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為亞洲強大推動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觀察，就民族特性與意圖而言，相互競爭的斯拉夫和條頓哪一個對日本的短期利益及亞洲的未來發展更有利，它將據此確定自己的未來方向。
斯拉夫和條頓這兩個種族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具體體現在政治制度、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方面。我們相信這些不同有一部分來源於民族自身，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另一部分是多個世紀環境變化發展的結果。兩個種族之間還存在著由於理解缺乏而產生的敵意和利益衝突，這些衝突來源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及隨之而來的抱負。處理這種局面的關鍵是承認問題的存在，而不是心存芥蒂還用偽善的辭藻粉飾太平。如果做到了這些，就可能出現兩條平行線，儘管它們不同向但永遠也不會碰撞。雖然我們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合二為一，但可以相互接受，不誇大相互間的分歧，並在共同的關注物件上找到共同點而不是尋找差異引發爭執。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要學會去認識對方的需要。
兩個種族的種族特性差異表現在了行為上，因為行為是精神的具體表現。除此之外，陸權和海權的不同也加大了兩個種族的分歧，它們目前的所有、甚至需求均體現了這種不同。陸權和海權的不同體現在兩個種族的地理位置上，和它們在亞洲的利益相關，也涉及了交通問題。條頓國家佔據海洋，而斯拉夫種族則幾乎與海隔離。但在陸權方面，條頓處於劣勢，在地理上它遠離亞洲，而斯拉夫的大片地帶與亞洲接壤。由於亞洲的對外交通幾乎全靠海運，所以條頓人有著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它的海上事業和商業發展也是如火如荼。
上述狀況在本質上不可能發生逆轉，即使有一些變化，也在有限的範圍內，不可能出現平起平坐的局面。基於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狀況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它左右甚至決定著國家的擴張行為，影響著某一種族在其力量賴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壟斷地位。另外，每個種族都需要在自己佔據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點，儘管它們處於不利地位，但是這種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領域裡，雙方必須相互讓步以求達到協調。
比如，俄國對目前它那條經由波羅的海和黑海駛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賴性強的通道就永遠不會滿意。同樣，歐洲的德國和英國絕不會允許俄國在利凡得並由此在蘇伊士航線上處於主宰地位。不過，俄國想要實現這點的前提條件是，佔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從而將它被封閉在黑海內的海軍基地轉化為可以自由進出的堅不可摧基地。俄國艦隊具有的穩固發展、紮實訓練並有自由出入口的這些優勢是舉世無雙的，假如它針對蘇伊士運河，那麼與海權緊密相關的商業形勢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此我特別強調，儘管我真心希望英國贏得目前在南非的戰爭，但我更希望英國透過以下的行動來彌補自己的失敗和損失：將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區，和德國共同擁有蘇伊士地峽及小亞細亞半島的控制權，從而確保對於兩國來說均是必不可少且無法被經由好望角的航線所取代的蘇伊士航線的安全。
俄國對於海洋的要求在什麼地方可能得到滿足呢？只有兩個地區，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個都不會讓俄國徹底滿足，因此俄國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變。兩個地區中，一個是波斯灣，俄國可以從黑海之濱穿過波斯抵達；另一個是中國海岸，俄國已經經過西伯利亞到達該處。俄國要想得到波斯灣就必須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讓步，而且即使俄國抵達波斯灣它也不會滿足，而是會以此為翹板對從俄國在東土耳其的邊界最南點到波斯灣的大片領土進行佔領。假如這些都能實現，俄國就處在了印度的側翼，從而可以干預可能建造的從地中海穿過美索不達米亞並延伸至印度的鐵路。此外，儘管從波斯灣並不能像從利凡得那樣對經過蘇伊士通往東方的航路進行絕對控制，但是波斯灣具有側翼上的意義，戰時從那裡可以施加長期性的威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國在波斯灣駐有一支海軍，而此海軍值得英國艦隊及其盟友特別防備，那它們就可能放棄在黑海和中國海域的軍事活動。因為英國艦隊及其盟友如果將海軍力量分散在兩個地區，相互間進行呼應不太可能。基於這種情況，這些國家不會採取對它們帶來危險的行動，這將有利於俄國。另外，反對俄國進入中國海岸是沒有道理的，只會激起俄國的仇視。如果對俄國果真不進行什麼抵抗，在東端，我們也將看到各個強國的匯聚，就像在爭執地帶的西端一樣。而它們圍繞的中心利益會因為中國政府的垂死狀態頗具爭執性。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地盤，並利用它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的必由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強國和俄國的互惠協定不應該採用正式條文的形式，應該只是一種諒解；它也不應該由人進行仲裁，應該建立在具有互讓精神的現實承諾上。它需要體現這種認識，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在長江沿岸利用軍事佔領迫使某段水域對海上強國強行關閉。而海上強國也應該保證在和平時期不會使用海軍力量阻止其他國家擁有長江的商業使用權，這種保證一方面體現在海上強國之間訂立的保證協議上，另一方面體現在它們的相互監督上。在這方面，海上強國之間的合作既離不開它們對某種活動的共同反對，也與它們相互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關。而這些共同點會防止某個國家發揮不適當的影響。
在現實中，陸權集中的一個國家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可能性要遠遠高於擁有海權的國家，因為海上強國不止一個，而且它們的力量基地距離中國比較遠。另外，海上強國注重獲取利益，通常首選是商業途徑，其次才會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進所打交道國家的商業發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們。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它們在乎的是逐漸提升自己的影響，利用外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成果來促進當地人民的發展，而不是佔有他們的國家。因為這樣的過程用武力（外來勢力的干涉力量和當地的抵制力量）去實現是不必要的，但這卻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武力將歐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瞭如今的水平，它對於我們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仍然有利。
總之，就現在的具體形勢而言，中國和利凡得海域及亞洲東西端的形勢發展離不開武力。客觀形勢要求條頓國家進行合作，既因為它們有著一致的物質利益，也因為它們受利益驅使的行為由同一種精神所激勵，這就是本質上自由、追求影響擴大的商業交換精神。商業影響需要在各地部署海軍來實現，但不能借助海軍廣泛傳播，因為海軍的特點導致它不能在陸地廣泛使用，還需要本國隨時隨地地支援。從這點來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和海軍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種利益是海上強國賴以生存的基礎。海軍力量僅能要求他人聽取自己的意見，不能要求絕對服從，因為海軍只能用來抵抗排他性的行動，或者幫助其他國家抗擊征服行為。因此，海上強國應該團結一致，不是以相互約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覺行為。
從目前的對峙情況來看，軍事實力依然決定著亞洲地區未來的發展，一直到敵對被協調取代。前面我們已多次提到，戰略形勢基於的地緣狀況左右著有效合作的性質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國是現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僅因為它幅員遼闊又處於動盪中，還因為中國四周的陸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區，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這一地區未來的市場價值是政治與軍事爭論的核心。此外，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長遠眼光，還要考慮到歐洲文明對亞洲的未來影響。這些影響會使亞洲成為什麼樣的社會？在精神上與我們相比誰優誰劣呢？
由於各個強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遙遠的國內基地的支援，俄國和日本除外。於是我們將這些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以陸運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類是以海運為主的國家。海上航線不僅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交通便利，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貿易路線。海運航線中有兩條航線非常重要：一條是從歐洲經過蘇伊士的航線，另一條則是從美國穿越太平洋的航線。而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將給後者帶來重要影響，因為它把這條航線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連線起來。
廣義上講，交通是政治決策和軍事戰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說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從古至今，海權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並且只要海軍存在一天，這種狀況就不會改變。由於海運在距離及運量方面有著陸運無法比擬的優勢，而且海運也比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為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而“商業”這個詞讓人聯想到海洋，因為一直以來海上商業創造的利潤就是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財富則是一個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徵。所以，就像陸軍對於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於植物的生長絕不可少那樣，海運透過保證自身利益或者擾亂對手，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活力。上述狀況給了海上強國某種特權，它可以抵消陸上強國在亞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優勢。我們都知道，在別處施壓可以減輕當地的危險，拿破崙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維斯拉河畔的本地治裡。但是，如果海上強國都效仿美國，戰時絲毫不動敵方的商業，並讓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權，那麼它們也就放棄了海權，放棄了在一地施壓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這樣的退讓假如發生在亞洲交鋒勝負攸關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後果是無法想象的。
德國、英國和美國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得的關鍵利益就位於它們和東方交通線上最易受到攻擊的地方。為此德、英需要運用軍事力量給予當地充分的防護，而以亞丁及馬耳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塞普勒斯更是重點保護物件。此外，在黑海、地中海、裡海與波斯灣之間的地區，兩國應使自己的政治影響處於上風，但該影響不能損害當地人民的利益，還要防範他們可能會有的各種反抗行為。
上述影響的加強來源於有利於所有國家進步的商業發展，有關國家可以憑藉財力支援商業發展，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將蘇伊士運河作為通往遠東之捷徑的國家要牢記此點，尤其是英國，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隨時可能需要蘇伊士運河這條捷徑，不管為了商業還是軍事。德國在遠東的利益是真實存在的，儘管這利益在類別與程度上與英國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認的是，從黑海出入口、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及小亞細亞高地，都可以對東地中海施加決定性控制，就像幾個世紀之前奧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樣。在帆船時代，喪失控制權不代表被排擠出了最有利可圖的通往東方的航道，但今天絕非如此。所以，法國和俄國可能聯合起來奪取地中海控制權的行為，引起德國、英國和義大利的高度關注。雖然美國的行為還沒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權問題，但是這並不表明美國對此毫不在意。因為地中海的控制權關係到一些國家與東方聯絡上的自由和便捷，而這些國家在利益、特性方面與我們是一致的，那它們在上述地區的政策和我們也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認清了長遠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難理解。打個有關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順風，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風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時還要時刻謹記最終的航行目標。雖然現實中的情況比航海複雜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學會處理它們，而且在處理問題時絕對要認清當前的具體形勢，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結合起來考慮，絕不能顧此失彼。政治活動就如同航海，忘記了駛往的港口，就不能確定航向；而忽視了航海資料，同樣不會取得成功。
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還沒有結合亞洲未來的發展形勢來考慮與蘇伊士運河及利凡得有所關聯的各種複雜局勢。這是因為我們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國內，很少關心外部世界的發展變化。我們討厭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認它的存在，結果常常受到突如其來的危害。比如最近發生的菲律賓被侵佔的事件就使美國民眾吃驚不已，但我們相信，當人們漸漸習慣了西班牙戰爭所帶來的驚訝和不安時，長久以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觀念肯定會發生變化。就像大多數的美國人經歷了舊觀念破除、新觀念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進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開始時比較容易，因為人們急於擺脫心理矛盾，隨後就進入單調乏味的心理鬥爭階段，這時許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狀態中去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須認清現實，從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奮鬥目標，而它們是國家制定政策的依據和動力。
本文基於的一個被大眾認可的前提條件是，在19世紀末的大範圍內的擴張運動中，太平洋地區尤以東亞為主，成為所有國家近遠期利益的焦點。因為在歐美地區，領土上不會再有大的變化；但其他地區的局勢尚未確定，自然會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某一地區的現實意義並非指它的自身價值而是它與上述焦點地區在交通上的聯絡。例如，金礦資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時期內具有重要性，這種重要性會隨金礦資源的枯竭而不復存在；但南非作為通往印度和遠東道路上的重要據點，它就具有長期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與此相同，蘇伊士地峽、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無法改變的。不過，前文已有所提及，當前最緊要的事情是在這些地區建立一種政治環境，這種政治環境將對蘇伊士航線的未來進行控制。
這些地區的獨特價值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構成了在亞洲問題中體現的世界整體局勢的戰略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時還要兼顧其他國家的權利，這種權利既要用因時而變的眼光來衡量，也要參考不能用人類法則完美表達的永恆存在的正義標準。在這樣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適的位置，因為它要在理智思維的引導下發揮作用。不過，一個國家透過與他國合作來增強自身力量更能體現出它的聰明才智。這種合作的基礎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這種一致性在國家特徵和傳統方面也有體現，就有助於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諧的合作就會有美好的前景，因為從息息相關的情感中產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國、英國和美國就應該是這樣的一種關係——不必結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為基礎，步調一致地行動。
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雖然美國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夠有正確的認識，這三個國家就應該明白，雖然是有著同一目標的競爭對手，但絕不應該變成敵人。因此，美國應站在德、英這一邊，為了共同的利益去幫助它們擴大影響。因為英、德與東方的交通對我們美國沒有直接的影響，又處於我們日常活動還未涉及的地區，所以很難引起我們的關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國能有這種認識，那麼，它和英、德之間自然也會互相照應。
反過來，美國也會要求並得到來自英德兩國的同樣的理解和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三國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們也有足夠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時候一致行動。蘇伊士航線和巴拿馬航線這兩條最重要的交通線，前者就政治而言只關係到德國和英國，而後者對於美國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雙方都能顧及對方的需要，並給予適當的幫助，就像英國在美西戰爭時，始終不支援組成反美聯合那樣。當共同利益需要時，我們要正確判斷形勢採取適當的行動。不過，任何一個國家決不能干涉其他國家的分內之事，因為不適當的行為往往會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基於上述道理對巴拿馬周邊戰略局勢進行了很多討論，接下來我們再說一下門羅主義。將長久存在的新形勢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擴張之路，而且還加強了美國的如下觀念：歐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對巴拿馬地峽輕易地施加軍事影響的地區。因為巴拿馬地峽對我們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將美國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連線起來，而且是連線大西洋和遠東的兩條主要交通線之一，所以我們不會同意將庫拉索這個加勒比海中的堡壘再行轉讓，就像我們也不會考慮得到地中海上的馬洪港作為我們戰勝西班牙的成果一樣。
因此，我們必須公正、理智地考慮當事雙方的利益，顧及與我們打交道的國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時，不能含有任何成見也不能感情用事，因為感情往往會影響客觀、公正的判斷。亞洲問題的演化不是幾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這個過程中傳統的觀念也許不會發生變化，但由於現實需要我們依然要考察它們。東方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條交通線的重要性，因此經由蘇伊士的較短航線才日益重要，這條航線經過地區的政治狀況和軍事局勢也處於變動之中；地中海地區也成了重點關注物件，恢復了往日的風采。與此類似，加勒比海由於對巴拿馬地峽有著重要意義，也具有了從未有過的地位，使得門羅主義在該地區的運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區對美國有著與日俱增的多方面意義，因為它不僅是一個日益開放的巨大市場，也是一個交通要道。美國在該地區新得到的地盤給它帶來了機會，同時增加了它對該地區的責任。而已存在的蘇伊士運河和將要出現的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體現了當前變化的特徵，同時這兩條運河的使用又加速這些變化。毫無疑問，巴拿馬地峽將取代麥哲倫海峽的地位，而地中海則替代了好望角。
這樣，新的形勢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為它們遠離了決定各國政策的當前變化趨勢。因此，這些地區對於交通的意義已經很小，它們的重要性只能體現在它們的物產上。那麼，我們運用門羅主義去支援那些對我們沒有好感、地理上又處於巴拿馬地峽影響之外的亞馬孫流域以南的美洲國家，對我們自身的利益有幫助嗎？這樣做是由於政策需要還是出於感情或者習慣呢？我們是否應該保持對上述地區的責任，即使會影響我們在更重要地區的行動？總而言之，儘管門羅主義所憑藉的觀念沒有過時，而且還由於最近的變化被加強，但它的運用是否需要變革、加強或者減少它在某個地區的運用？
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瓦解和東亞危機的臨近促進了英國和美國的關係，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由於英美兩國有著共同利益這一客觀情況的存在，使得雙方間由不愉快因素導致的瘤疾也變得無足輕重。英美接近不僅因為由來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質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從美西戰爭中體現了這一點。這場戰爭表明這兩個國家都具有支援受壓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對的孤立淡化了對其他地區的這種同情。
在美國，人們已認清了上述情形。不過，存在於他們心中的迷惑影響著對正在南非進行戰爭的英國人的同情，因為南非戰爭的問題正是當初的美國革命為之戰鬥的，並且一旦南非人民沒被給予代表權，英國人向他們徵稅就是粗暴的壓迫。由於英美兩國都意識到彼此間有相同的觀念和理想，在美西戰爭和南非戰爭中均有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這也表明了人類正趨於統一，這種統一將在時機成熟時得以實現，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驅使。美國內戰的結局、義大利的統一、新的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大不列顛帝國聯邦思想的活力，都說明了人類正趨向於更大的集團，並進而形成正式且規範的政治同盟，而戰爭在推動和鞏固這些進步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藉助於戰爭，美國的團結得以維護，義大利的政治統一得以實現，而德國人則擁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戰爭也增進了英國和它的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而使聯邦設想轉化為具體行動。如果沒有戰爭，這個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同理，為了將英美之間的相互同情轉化為行動，使美國願意接受並報答英國給它的支援，這也需要戰爭的壓力，一國受到外來侵犯時，另一國能給予支援和幫助。
當然，戰爭是一種災難，而且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痛苦的災難。不過，我們必須明白，“仲裁”這個詞頗受歡迎的原因是，這個詞具有美好的內涵，並不是人們對當前的局勢有了全面的認識，尋找出來的解決方法。在兩年間已經發生了兩場戰爭，任何一場戰爭所追求的正義目標都不是溫和的方式能夠實現的。當美西戰爭爆發時，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萬人死於飢餓，這主要是由於西班牙人鎮壓反抗而採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國對西班牙發動戰爭不僅因為人道主義，也因為西班牙不可能採取和平的方式對它的殖民地進行管理。而我們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諾，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已經證明了它不具備實行健康統治的能力。
英國發動對南非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戰爭，一方面出於解除壓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不是以代表權為基礎的徵稅就是暴政”這樣的一個普遍原則。一般情況下，英國不會為住在海外且處於不良統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權。不過，德蘭士瓦90％的收入是英國居民創造的，因此英國希望其政府給予英國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絕。我們要知道，在南非，不僅英、美的權利遭到了踐踏，而且德蘭士瓦為鼓勵外國人居住制定的5年內可獲得公民權的法律在未到期時就被修改了，剝奪了他們應有的權利。
英國和美國分別參加了上述兩場戰爭，而且參戰的一方沒有得到另一方的實質幫助，只是從對方那兒得到了真誠的同情。相對而言，這種同情在德蘭士瓦戰爭中不那麼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問題不是太明確，無法讓人一目瞭然；但主要還是因為許多生於異國的美國公民對自己的出生地有著親近之情，這種感情不太受到對美國利益認識的影響。
儘管如此，英美之間仍有著堅實的聯合基礎。它們兩國的理解不僅體現在利益和傳統方面，也體現在平等和法制觀念方面。只要這種認識與日俱增，兩國就會越來越被共同的精神維繫，還可能建立具有聯盟意義的關係。為使這個集團在種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條頓國家也應該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國。對這個目標我們要耐心等待，人為促使這一過程早早結束絕非一件好事。當然，需要說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為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對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透過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結論：當今的時代特徵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間進行長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著同一的語言和種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國也可能加入這個行列。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各種因素使歐洲拉丁國家的權力和影響與條頓國家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義大利的統一使事情有了明顯的變化。新的義大利在地中海佔據了戰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對於歐洲的重要性甚至遠大於加勒比海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勢還使義大利和法國位於政治天平的兩端。
義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條頓國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後者要保證在利凡得的主導地位，因為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對於海上強國的它們來說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極有意義的是，形勢使義大利這個拉丁性的國家和歐洲國家有著密切的政治聯絡，這樣就保證了我們與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對當今局勢尤為重要的是，義大利這個偉大羅馬的直系繼承者已經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將以義大利為中心再現拉丁文明的光彩，這對從拉丁文明中獲益的國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