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所產生的進步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因此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接受歐美文化，必要時可藉助於武力。
一場將至的極具破壞力的災難迫使歐洲國家認識到了它們在亞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截至目前，由於死守固有的保守觀念，歐洲國家對它們在亞洲利益的認識和美國隨時代進步形成的行為標準是格格不入的。
美國人民是歐洲文化的直接繼承者，他們和歐洲大家庭有著緊密聯絡。日本也與此類似，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體現了它的優秀品質，因為實行這種轉變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它要求很大的決心和毅力。日本沒有忽視或貶低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傳統文化，而是看到了外來事物的優越性並將其融入自己的制度和文化體系當中。假如只是明顯的物質進步構成了日本發展的全部內容，那麼，這種情況將令人不安。不過，日本在促進物質發展進步的同時也看到了歐洲文化方面的優勢，這是值得肯定的。日本的巨大變化，將會引導亞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去尋找能使自己新生的變革力量。
日本的變化是我們條頓祖先經歷的再現，而對條頓產生影響的是羅馬的政體和基督教。今天歐洲文明給日本和我們帶來了種種好處，這使人認為這種文明沒有進入政治和道德的衰敗狀態。而這種衰敗曾經發生在羅馬身上，就是在當時開始擴散的基督教對其也沒有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所以，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勃勃生機不僅未衰減，還朝更好的方向發展，這表明西方文化在亞洲也是可以發揮好的影響的。不過，與日本物質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相比，基督教的觀念在日本的傳播時間不長，還未達到完美的地步，因此不能獨立發揮影響。日本需要藉助可見的物質成功鼓勵國民接受外來觀念，而這些觀念隱藏於物質表層之下，只有努力觀察、認真分析才能認識它們；透過長期實踐及新思想的變革力量才能使其真正為我所有、為我所用。為此，日本必須虛懷以待，發自內心地接受它們，這樣做，也會得到歐洲國家的善意對待。因為它們並不想在亞洲建立自己的翻版，而是希望曾使它們進步的力量也能讓亞洲獲得重生。是什麼使一個國家不同於另一個國家呢？歐洲國家的健康發展說明了兩個因素：一個是國內進步和個人完善；另一個是對外來影響的積極反應，這一點的缺失則預示著衰敗業的開始。
當前我們僅在日本看到了亞洲人民對歐洲文化的熱烈歡迎。如果可以透過結的果實來判斷一棵樹，那麼在這種歡迎態度中我們看到了日本人民對能夠促進他們幸福的條件的巨大希望。這個條件就是個性自由，它與法律相結合就能滿足增進普遍福利的需要。從日本與大陸的亞洲人民對待歐洲文化迥然不同的態度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島國環境對日本的影響，這種環境促進了民族個性的演變。同時，它還可以產生令人振奮的力量，憑藉這股力量，日本採納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亞洲國家中得到擴充套件，從歐洲國家學到很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會成為亞洲的榜樣。島國帶來的安全和孤立會使一個國傢俱備很強的個性，這比任何品質對國家的影響都大。但是，我們不能將個性強等價於裹足不前，更不能把堅定和偏執相互混淆。不過，亞洲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是消極有害的。這就好比石頭雖然堅硬無比，但風化卻能使它變得脆弱；石頭沒有生死也不會開花結果，但侵蝕使它處於自我消亡之中。
雖然中國受到所有歐洲大國、美國和日本的關注，但當前的形勢限制了它們為了共同的目標採取行動。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各國所執行的政策只是在表面上發生了變化，局勢在本質上並沒有大的改變。北京政府的殘暴和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遭遇的不幸（指義和團運動），只是以一種令人驚訝的方式暴露了隱藏在表層下鮮為人知的情況，在東方，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沒有發生變化。今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件在1000年前的東方也可能發生過，因為東方一直是止步不前的。在我們身上也可能發生相同的事情，將隱藏的殘暴顯露於世。不過，與500年前相比較而言，這類事情發生在今天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會得到寬恕。這類事情大部分是隱藏在漠視之中的恐懼的產物，這種漠視在文明基督教國家的最落後的地區也會發生。不過，與滯後的亞洲相比，這種情況在這些地區發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也沒有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
儘管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對各國產生了影響，但決定各國政策的根本形勢沒有發生變化，即中國之外的全球範圍內的狀況沒有改變。目前，各國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它們為了各自的榮譽，不得不對中國採取切實的、步調一致的反擊行動，並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證。在進行這些行動時，為了利用正義的懲罰實現當前局勢下的共同目標，它們終止了利益競爭並使用共同的方針掩蓋了政治分歧。不過，一旦對中國的反擊成為過去，各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又會成為現實中不可調和的矛盾。儘管如此，各國不會忘記過去的經歷，它告訴我們相互對抗和利益衝突只是現實的一部分。當前局勢下，歐洲各國已經認識到了它們在亞洲的利益有一致也有衝突。一致性體現在它們都希望亞洲國家加入基督教國家的行列，而且是透過國家內部的進步實現的。就思想和實踐兩方面而言，這個設想切實保護了各國的利益。因為它針對的是未來，這個目標不是一個幻想，而是和不斷因時變化的過程相一致的。
美國政府也同意上述觀點，還用書面形式說明了兩個相互補充、相互矛盾的認識：一是必須強調我們的權利，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國政府及中國的獨立。美國政府發表的宣告很有意義，雖然它針對的是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用意是表明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態度。該態度強調了我國人民一直以來的普遍傾向，並就最近的情況做出了政策規定。在美國的立場中，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和務實才能的完美結合。後者使前者看清當前局面，併為此做出修正。就像水手看到前面出現了一個未做標記的淺灘時，要轉舵繞道而行，待看到深水區時再恢復自己的航向。
上述做法體現了美國領導者的聰明才智，進而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不過，普通大眾作為這些行動的最終評價者，它們對近年發生的各種事件也要特別留意。透過分析當今的政治局勢，我們能夠發現它為我們提供的機會和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一定要履行這些責任，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的領導人在行動時要考慮人民的意願，為了使這些意願與現實緊密聯絡，領導者一定要對現實瞭如指掌，並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未來走向。這個過程一方面要觀察現實，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論。國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據它與現實的結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這些，國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執行，人民也會支援、擁護它，它就會變得無比強大。連我們在內的普通大眾經常被人們抱怨反覆無常，但這不是因為我們在本質上變幻不定，而是現實常有不同的表象，從而導致人們的認識不斷髮生變化，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是準確地認識現實。
現實又是怎樣呢？19世紀末，形勢的發展變化已使商業成為了所有強國的競爭目標。即使有的國家不敢奢望自己成為商業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業份額，這一方面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力，另一方面取決於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自由交換的能力。在商業競爭中，大多數的國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狀況不滿意，而有些國家在這方面卻有著明顯優勢，例如美國就有豐富的原材料及對它們的使用能力。僅從商業角度來說，這就使得各國的起跑有著明顯的優劣之分，而由自然資源造成的差異是很難消除的，絕不會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變，於是，許多國家就企圖透過擴張領土並在自己侵佔的地區內建立自己的商業優勢。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進行兼併或者培養強大的政治勢力，但這兩者均意味著使用暴力，從而會激起當地人民的反抗，因為誰也不願意自己的權利被剝奪。這就使競爭轉化成了衝突，而陸地或者海上的軍事力量就成為鬥爭的工具。
在歐美地區，領土已經分割完畢並且固定下來，而且疆界可能發生的任何變化都不會改變全世界的商業形式。澳洲大陸也被分割完畢，文明國家也安排了它周圍海中島嶼的政治歸屬權。非洲大陸的狀況也與上述情況相似，只有極少的地區例外，該地區的商業由在那兒有著穩定權力的強國所操控。不過，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後使得它在商業上的地位無關緊要。
現在就只剩下亞洲了。上文已從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亞洲的局勢，在此有必要對各種結論做一個總結，以便能更好地進行我們的考察，尤其是美國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當前亞洲正處於動盪之中，容易受外來影響進而發生改變。在地理上，它位於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包括亞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長江流域在內的中華帝國的絕大部分。在兩條緯線的南北，英國和俄國分別握有主宰性的、穩固的政治權利。由商業控制促成的軍事力量使得這兩個國家一個以陸地為根據，另一個以海洋為依託。同樣已經說過的是，依靠政治滲透而不是商業競爭在遠東謀求商業控制的行為左右著陸權和海權的抗爭。就亞洲問題而言，在俄國和英國身上充分體現了軍事力量的作用。它們分別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和海軍，而它們發展商業的手段也形成了強烈對比，一個提倡自由貿易，另一個則主張透過一切方法進行獨佔。
前文還曾提及，亞洲之外的一些強國，它們和英國的目標及實現手段都非常類似，而且，與英國一樣，由於地理位置的相對遙遠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著關鍵利益，它們也不能在中國境內充分使用軍事力量。這是早已存在的一個缺點，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證。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受到的影響要小：一是經由最短的航路，美國離東亞更近；二是美國可以憑藉海洋航線，自如地採取對外行動；三是美國的財富巨大且日益增長；最後一點是，美國在亞洲有位於海上的菲律賓這個根據地，它對美國的防衛具有重要意義。不過，由於太平洋航線到東亞的距離比較遙遠，美國難以對東亞地區採取軍事行動，而它也儘量避免這樣做。日本雖然距離亞洲大陸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員、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財富會使它的力量長期受到限制，因此也無法對亞洲採取行動。
基於上述原因，海上國家要想實現它們的商業目標，就不能透過武力解決，雖然多少需要一點暴力手段，而是發揮各自的優勢。這種優勢最明顯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來自商業的種種好處。我們希望道義精神可以藉助商業進行傳播，人一旦擁有這些，他們就會意識到人的存在不僅僅為了物質享受，也要擔負歷史賦予的使命，這樣亞洲的復興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國和法國，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權為後盾爭奪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優勢地位的。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洋商業上，海上國家期望從中獲益，並透過合作影響中國；另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軍力量上，海上強國依靠它來維護它們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權利，防範其他國家使用武力將它們部分或者全部排擠出中國的企圖。針對這種企圖，前文對當前的軍事特徵和政治形勢做了探討，在此無須贅言，但有一個地方是例外。
這個例外針對的是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商業上都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紹。長江深入中國內地，很大的輪船可以從海上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於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要依靠長江與外界進行交往。地理上，長江位於中國南北之間，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均有重要影響。所以，在長江流域建立了勢力就是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能透過長江與海洋進行溝通；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對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會有所幫助。由此可知，誰擁有了長江流域，誰就具備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因此，海上國家應積極地對長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響，中國由此得到的好處也會擴散到全國。因為在長江流域播下一粒種子，就會結出100倍的果實，其他地區也會有30倍的收穫。
不過，商業好處只是歐洲國家如今對中國施壓的一部分原因。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相互影響的問題不能一直被忽視，也不能因所謂的獨立國家擁有自主權而延誤彼此間的交流。因為這種相互影響已經開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引導這個過程，並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這兩種文明自由發揮各自的影響。各國堅持要求中國給予它們自由買賣的權利，但並不要求中國人一定與他們進行貿易，中國人可根據自己的獲利動機決定如何行動。這樣，我們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國自由傳播，而中國人有自由交流的權利，我們並不強迫他們傾聽或者接受什麼。後一種思想的要求與前一種貿易的要求沒有多大差別，也不應該被否定。如果我們得到的好處只是中國商業上的開放，那麼，一方面中國會因為我們向它提供的物質上的好處變得富有；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對於我們的精神和道義力量缺乏準確的瞭解，它對上述力量的運用又讓人無法把握，這對於我們和中國都是相當危險的。當然，我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未能履行我們的原則並不意味著這些原則會失去合理性，而且應承認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們，我們照樣能獲益；但是，在履行準則方面的缺失會使我們無法達到圓滿。回顧歷史，我們也許會受到鼓舞，因為忠於理想的人產生的影響一直在發揮作用，並將持續下去。
處理中國問題的目標是：一、防止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處於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地位；二、堅持廣義上的門戶開放。也就是說，中國不僅要在商業上開放，也要對來自歐洲的思想和各個領域的歐洲教師開放，但後者必須是自願來華者，不能是國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實際意義而言，對中國進行思想影響遠比給它物質幫助更重要；對歐洲國家來說，如果中國變得強大，但沒有被它們凌駕於物質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觀念所薰陶，那確實是件危險的事。所以，對傳教活動的強烈反對是荒誕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發展的目標。在歐洲，基督教教義和任何哲學或者科學一樣在精神和道德領域發揮作用，並且共同構築了歐洲文明。雖然基於量和質兩方面的認識，人們對基督教在歐洲產生影響的性質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見，但影響的確存在。單就政治觀點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歐洲其他形式的活動有著同等進入中國的權利，中國人對基督教的不滿也不應該作為將基督教排除在中國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築鐵路並非基督教的活動，卻觸怒了中國人，只是由於政府的關係敢怒不敢言罷了；而中國政府同意傳教活動的做法，並不能使中國人對基督教士的話洗耳恭聽。在中國貿易開放的每一步進展都是施壓促成的，而施壓的方法就是戰爭。商業可以藉助直接或間接的暴力進行，而思想卻只能靠言論的自由傳播。
既然現在的世界發展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而中國漫長的變化趨勢也處在了決定未來前景的轉折點上，美國的公民有必要考慮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併為此做好準備。這種準備體現在目標和能力兩個方面：目標上的準備是精神和道德過程，它使我們分清何為正義、何為不當，然後選取行動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線條的但目標必須明確。能力上的準備是物質行為，包含兩個相關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準備；按政治形勢的需要減少義務。這會使我們節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們應著重考慮政策和能力這兩個主要方面。針對中國最近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我國政府就它的目標和原則發表了一個宣言，申明我們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將執行在過去行動中有所體現的政策。對我國人民來說，他們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們的良知，是否符合他們的是非感，是否體現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期望。我對我國現行政策的闡釋如下：我們堅決要求獲得平等的商業權力，同時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選擇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權力，我們絕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只要不發生在國際範圍內難以忍受的事情。
在闡明這個政策時，我們就意識到了該政策和其他國家的政策並不一致。對於這些差異不必大驚小怪，但也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將其當作可能會對我們政策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考慮。這種影響不會使我們對中國的政策發生改變，只是提醒我們針對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準備，並判斷哪些是不重要的問題，不值得去計較。因為在不必要的問題上投入過多的人力、物力，不僅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國的實力。
簡而言之，我們沒有把握能得到隨“門戶開放”而來的商業利益，除非我們為爭取中國的開放採取相應的手段；我們也沒有把握能使中國的領土保持完整，除非我們不僅發揮道義影響，必要時也採取一切手段反擊任何排擠我們的商業、削弱我們的影響的專斷行為。我們相信我們的影響是正義的，它來自於一個尊重他國人民自主權並盡力發揚自己信仰的國家。不過，如果我們要在中國發揮作用，就必須使中國的代表人物認識到我們願意而且有能力幫助他們抵制各種不合理的要求，我們考慮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類的普遍利益，雖然我們與這種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這些原則只有在具體情況下才會有具體的體現，但我們可以先在一般的意義上肯定它們，使它們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還要被他人普遍瞭解。最近我國政府向別國發出的宣告就體現了這些原則。
我們要告訴那些國家，美國政府不會讓中國的問題放任自流。中國應該接受外來的正確政治觀點和高深的思想，並把它們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進而從內部實現應有的變革。一個國家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新生，僅憑外來壓力也不可能使個人身上的素質被國家組織所擁有，變化只有始於內部並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為條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過，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自我更新、從外界自覺吸收和消化精神營養的內在動力，但日本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具備了這點。當然，日本並沒有主動去尋求壓力，只是迫於外界壓力才進行的變革。日本只是曾經排斥過外來思想，而中國在與外國有了長期的接觸之後，還是反對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獲生機的東西。為了人類社會的普遍利益，必須讓中國對歐美文明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無論美國的態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進行。不過，我們能無視對上帝和人類的責任，拒絕給予我們的支援麼？況且，我們對國家和個人的尊重能夠使我們提供真正無私的支援，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儘管形勢緊迫、任務艱重，但菲律賓的獲得為我們贏得的充分準備使人們相信我們是上帝的使者。神聖的使命使我們不能不顧現實情況莽撞行事。由於方案眾多，計算各種方案得失時要考慮或協調的利益廣泛，所以我們的決定關係重大。決定是為目標服務的，為了能應付各種情況，為了在關鍵時刻展示我們的實力，我們要輕裝前進，拋棄任何會分散我們力量的種種牽掛和偏見，就算會有犧牲也在所不惜。因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於一處，用拿破崙的話來說就是：“排除任何雜念”。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中國維護我們的商業權力並使其發揮作用，我們決不能篡奪中國人民的權力、侵佔他們的土地。目前，長江流域是我們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發生像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之類的事情，那時候我們採取的行動也可能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雖然商業和思想上的門戶開放應該是我們在中國任何地區的目標，但它最容易實現的地區是中部，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因為海權在中部長江地區能穩固地存在。汽輪從海上可以駛至距離海洋600英里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大的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在這兒，商業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功效，並且能得到條頓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後盾海軍的支援。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海軍也會成為中國人民抵制外來侵略行為的後盾力量。
目前，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集中在長江流域，因為將一個地區控制在自己影響範圍內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箇中心點而非四面出擊。在此，我們發現幾個強國的利益鬥爭有演變為對抗的危險。不過，這不表示我們需要建立會限制我們自由行動的聯盟或者明確反對某個國家；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行動上的自由無限放大，但我們的言語常常會有這種傾向，體現了我們的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過，這個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這個限度還想繼續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這種情況下，利益和思維方式的一致是行動得以協調，關係得以維持的前提條件。和我們在東方有關係的國家中，英國和我們在利益的性質、法律法規、道德規範方面有著最多的相同之處。因此，英美之間的合作是有可能實現的，但合作並不意味著放棄無處不在的選擇自由的道義責任。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保證行動上的獨立，而無條件的條約可能危及我們的自由，因為它要求我們為一無所知的未來作保證。
為了確保門戶開放目標的充分實現，不僅要在中國顯示我們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線上顯示，尤其是經巴拿馬地峽的最短航線上。任務的廣泛要求相關國家分工和合作。因為在目前陸權和海權的對抗中，沒有一個海上強國有能力獨自制定並抵禦俄國的龐大計劃，即使只在幾個關鍵地區與俄國相抗衡也會令一個國家疲憊不堪。
歐洲和美洲都是通往遠東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蘇伊士，後者經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國的國內財富分佈狀況和海外交通狀況要求我們開闢由我國的大西洋海岸經中美洲地峽通往遠東的航道。這樣，美國通往中國的交通線將經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就像歐洲航線經蘇伊士一樣；對歐洲航線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亞細亞、紅海和亞丁都是有關鍵意義的地點，而加勒比海、將來出現的中美洲運河的周邊地區、夏威夷和菲律賓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意義，它們的重要性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但是，我們保護這些地區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對我們有特殊的意義，還因為我們對於未來的責任感使我們揹負起這個任務。在這裡我不是想說我們有義務為那些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強國服務，而是想表明在未來的太平洋商業上，在中國的發展上，我們和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我們和他們應該相互扶持，並且應恥於得到比我們給予多的東西。隨著我國實力的逐步發展，我們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峽擁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們曾經遭遇抵制的地區，我們已獲得了英國的默許。這是我們外交勝利得到的好處呢，還是我們應該承擔的另一份責任？答案當然是後者。這不是因為英國的利益與我們有所關聯，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對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的責任使得我們和英國需要相互支援。僅僅在東方達成協議是不夠的，我們雙方還需要維護從各自海岸延伸出來的交通要道，只有這樣，我們在遠東的實力才不會因為必要交通受到封鎖而有所下降。因此，我們必須在太平洋保持足夠強大的海軍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為了防衛我國海岸，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國海軍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這不僅可以確保運用地峽運河增進我國的貿易，還能促使我國海軍迅速進入太平洋。
總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顯而易見，要發揮這樣的作用並不是加大我們的分量就能實現的，還要衡量天平兩端的現實狀況。不過，當前的情況可以說明，我們想提高我國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無關輕重的海軍力量可以實現的，它也不能免除我們作為國際大家庭一員的義務。在這個大家庭中，各國經常相互衝突的利益必須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協調，並透過實力得到維護。我們還要考慮這種情況，巴拿馬運河投入使用後，我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兩支艦隊只能藉助一條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這條航道又特別容易被切斷。這樣，中美洲運河並不能像一條天然海峽那樣具有一條陸地間通道所應具有的軍事價值。憑藉這種價值，一支部署於中央的海軍力量可以在兩個方向上有效行動，從而穩定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勢。就像一支部署在馬耳他的強大艦隊既可對直布羅陀，又可對蘇伊士施加影響，因為它通往這兩個地點的海上通道是暢通的。這種情況下，僅有的問題就是這支海軍力量的大小了。從蘇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響就既取決於軍事力量，又取決於運河的開放情況。不過，由於蘇伊士運河的地勢天然平緩，它遭到切斷的可能性要低於依賴船閘的中美洲運河。
在加勒比海鞏固美國的海軍地位有利於地峽運河的使用，而地峽運河可以縮短美國的大西洋沿岸與東方的距離，使美國的商業在東方順利發展。不過，由於這是一個軍事問題就一定具有所有軍事共有的特徵，那就是足夠的安全絕對不會等同於絕對的安全。因為軍事上沒有什麼是絕對的，不管是進攻還是防禦，危險都會存在。不過，透過各種手段可以獲得一種對自己絕對有力的局面。
要想獲得這種局面，我們建立一支實力強大的海軍是有必要的，它可以應付各種緊急情況，也可以確立我們在加勒比海的統治地位，使其他國家明白我們的權威力量是不容挑釁的。因為只有我們在加勒比海的立場得到所有國家的普遍認可，我們才有把握地峽運河在我們的掌控之中，為我們的商業發展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就獲得了一種對我們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為止，只有英國曾經試圖挑戰我們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國對西印度群島和南美的興趣起源於18世紀，當時英國的主要出口貿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國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據為己有，在他們眼中它是有利可圖的寶地，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區，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的英國與我們美國是對立關係，毫無疑問，我們的門羅主義政策也無法使英、美的利益進行有效的調和。但是，近半個世紀中發生的事件改變了這種情況，英國對這些變化有了充分的認識。這些變化在印度和南美這兩個地區也有所體現：在19世紀初期，英國貿易額的四分之一來源於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對於英國來說卻是可有可無的地區；雖然南美的情況不像印度那麼糟糕，但它為英國帶來的利益遠遠比不上正在日益發展的其他地區。
基於上述情況，英國默許了我們在加勒比海處於統治地位，這種傾向將會繼續提高。這是兩個長期存在的事實促成的，一是英國放棄加勒比地區更有利於它在其他地區利益的順利發展；二是我們與英國有著部分的共同利益，這就要求英、美進行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會為英國的利益竭盡所能提供我們的幫助，我們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國的支援和援助，尤其是當我們在加勒比海與其他國家發生政治衝突時。
顯而易見，英國在近期的美西戰爭中給了我們美國道義上的支援。曾經有位值得我信賴的權威人士說過，英國不僅不會參加任何一個限制我國使用武力的國際聯合宣告，而且它還會積極地反對這種活動。英國人已經用行動向我們證明了它的誠意，這要比任何華麗的說辭更具有說服力。我們可以把英國的態度稱為友誼或者謀略，不論哪種稱呼都體現了我們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幫助。雖然我們不能指望華盛頓曾經說過的每句話都是金科玉律，因為有些話只能在特定環境中使用，但有句話卻是在任何時代都適用的：“根本用不著想象政府會一直按照國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標準行事。”因為政府的職責就是為國家謀取福利，它沒有理由也沒有義務去做其他的事。
道義支援作為一個政治因素，它的基礎是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策略的相似性，這就會引起人們的懷疑，除了精神上的支援它是否還會產生其他的作用。例如，它是否會轉化為物質上的互利互惠，它是否會促成某些國家的結盟等等。英國和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對立關係已經消失，傳統的敵對情緒被現實中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它們都在為如何使中國進行廣泛的門戶開放而努力。就目前中國的狀況而言，英、美均不希望它被外來勢力控制、兼併或者瓜分，這既與美國的門羅主義有關，也因為中國保持統一對它們在中國的利益更有幫助。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英、美的合作，而它們在中國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但是，美國為此所做的準備還不夠充分，只有在軍事上有了充足的準備，才能應對各種突發的狀況，這樣目標才可能真正的實現。
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都會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一部分人認識到了兩國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意義，但是另一部分人對對方還存在著過去的敵對情緒，這會成為英、美前進道路上的阻礙。我們無法消除那些人的偏見，但我們可以不受他們想法的影響。雖然有時候情緒產生的力量是強大的，但它是短暫的、一時的；而基於現實基礎為了共同利益採取的一致行動，卻是長期的、持久的。誰能贏得最後的勝利是顯而易見的。
門戶開放政策對於英、美都有重要的意義，如果它能使美國的對華出口貿易額佔到最大比重，那美國將會成為中國門戶開放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英、美的行為準則也十分相似，他們都認為瓜分和兼併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雖然英國吞併德蘭士瓦共和國的行為好像違背了上述準則，導致我們中的一部分人對英國的偏見更深，但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英國這麼做只是使德蘭士瓦共和國有更好的發展，就像我們攻佔菲律賓及100年前合併南部邦聯一樣。今天存在於美國人中對英國的偏見情緒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歷史遺傳，就像當初為了加勒比海問題英國對我們的敵意。不過，這些情緒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它與美國的利益是相悖的，這就使得它總有一天會消亡。但是，這種情緒對我們要建立一支力量得當的海軍會產生消極影響，而海軍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就如藍天對於雄鷹的意義，在緊要時刻它會發揮關鍵的作用。
歐洲社會與赤道以北的大西洋相鄰，我們認為它對於未來世界的發展有著決定性作用。這個地區內的領土邊界情況已基本確定，而且它不會受到國家利益衝突的影響，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也是相對穩定的。而太平洋地區的情況則是大相徑庭，因為各個國家對它的關注剛開始。400年前，隨著美洲和好望角被人們探索發現，地中海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由大西洋取代。在過去的50年中，亞洲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它們都想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去挖掘裡面可能存在的寶藏。人們隨之而來的擔憂是，各個方面均有差異的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時，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時，一定要強調歐洲文化的優越性和實時性，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各個方面。它的生命活力和價值不僅在盎格魯—薩克遜種族身上完美體現，在英國持續健康的發展中和英、美殖民地區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今天歐洲文明具有的特徵，是傳統文化與現實情況相結合的產物。在很久以前的傳統中就有它的雛形，把它和具體的行動相融合，經過不斷的傳承發展，在今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美的責任是使它更好地發展，不僅造福它們，也為推動世界的發展貢獻力量。美國是多民族聚合的國家，由於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法律傳統，他們才能夠團結一致、扶持發展。這種傳統在孤立的環境中衍生、保持、發展，還從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古老家園中吸取養分。它具有強大的改造力，吞併了與它有著政治聯絡的所有種族，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由於美國的政治力量充滿活力，它有責任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這份力量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當然，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我們肯定會遭遇其他國家的阻撓，因為這種做法可能損害到一些國家的利益。不過，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即使要有所犧牲，我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我們貢獻力量的區域很明顯應該是太平洋和東方，因此，我們絕對有必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保證我們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脅。上文已經說到由於共同的利益我們和英國進行了合作，我們會相互理解、相互支援，因此我們不用擔心會有國家對加勒比海下手。這種局面不僅有利於我國的安全，也能減少在海軍上的支出。那麼，我們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這種情況下還對英國存有偏見應該嗎？產生這些偏見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有些人是否也該放下呢？與時俱進是我們要做的事情，為了我國未來的順利發展，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從大局出發，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英美兩國基於利益的一致性和傳統的相似性建立的關係，不是簡單的結盟可以體現的。反之，同盟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並不值得大力提倡。英美兩國在亞洲會與許多國家相遇甚至產生鬥爭，這就要求它們對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要有明確的認識，尤其要小心應對與它們的觀點相悖的國家，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雖然我們和英國有著共同的利益，但我們兩國的政治體制卻是完全不同的，這兩方面決定著我國海軍的運用。但它們卻向以前提出的原則發出了挑戰，因為那個原則可以決定海軍的規模。我認為那個原則在今天也是對的，就如同以前那樣。我並不是否定我國這幾年的進步，也無意否認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只是想說那個原則是正確的，雖然它在新形勢下產生的影響會有所不同。我們要想正確地分析今天的形勢，就要把它與很久的以前相對比，找到制度形成的根源，挖掘出它裡面蘊含的民族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誰與我們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更好地指導我們將來的行動，使我們找到利益的中心點。
在當前的形勢下，由於我們和英國為了共同的利益有著合作關係，而一方力量的強弱會對另一方的利益產生影響，在我們盡力幫助英國的同時，我們衷心地希望英國強大的海軍在英、美合作中能夠起到重要作用。海軍對於英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領土完整方面有巨大的意義。而我國就不是這樣，一方面由於我國在海外沒有獲利巨大的領土；另一方面我們不擔心與外界的交通被切斷，因為我們僅僅依靠自己就能保證國內的發展。所以，單單針對我們的國內發展而言，海軍是可有可無的。不過，為了我們和英國的合作能夠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們願意傾盡全力組建一支規模較小的海軍，為英美兩國的合作服務。
但是，由於英國需要用到海軍的地方很多導致它不能在我們有需要時及時給予支援，所以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建立力量足夠強大的海軍。它可用在以下幾個地方：一、可能出現敵對力量的東方和加勒比海；二、必須握有控制權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極易被暴力阻斷的將要建設的中美洲運河。我國海軍力量的強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大，它只會隨著我們對亞洲認識的深入而改變。
影響海軍力量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人員，這點常常被我們忽略。由於操作各種機器的人員是過剩的，我們可以把他們編織在一起形成常備力量，在必要時他們就能發揮作用。在100年前的帆船時代，任何一個商船水手都會使用槍炮，所以，當時很容易招募到海軍的預備人員用於突發的戰爭。
但現在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因為現在的商船上的大多數人不會使用槍炮，他們對於戰爭沒有多大作用。在戰爭時，一艘艦船上的人員中這種人最多佔到三分之一。而常備軍的計算要以戰爭時為標準，戰爭時所有人員的三分之二組成和平時期的常備軍，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戰爭來臨時臨時招募。
為了使我國的力量充分發揮作用，我們有必要考慮擴大我國的責任。具體體現在：為了在太平洋和亞洲獲得更多的利益，去反對歐洲國家侵佔南美洲頂端國家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符合道義精神？雖然英國忙著擴張領土、佔領亞馬孫河流域以南的國家，但這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與那些國家沒有經濟和政治上的聯絡，況且眾所周知的是，他們討厭我們。這可能與我們干預歐洲侵佔它們的事情有關，我們的立場在戰爭時會受歡迎，平時則會引起他們的反感。但是，由於中美洲地峽對我們的意義非比尋常，我們絕對不會允許任何力量控制屬於它範圍內的地區。我們卻不會關注美洲南端，因為它遠離我們的本土，對於我們的價值不大，而我們需要把精力放在更有利益的地方，比如亞馬孫河流域。它對我們的商業發展有重要影響，它表現出的商業價值是很明顯的。由於國際諒解的功勞，這個地區被迫向所有的國家開放，而我國也要在此爭得一席之地，把它作為門羅主義在各地區是否適用的分界線。
註釋
①條頓是古代日耳曼的一個分支，公元前4世紀時分佈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區，後來逐漸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後常以條頓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後裔，或是以此稱呼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