唸書時圈圈個子細長又骨瘦如柴，別的孩子都叫她柬埔寨小姐，她三十三歲時，去了那裡——去了柬埔寨——和我一起。這麼說來，我們的旅行有點回家的意味，每到一處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可是沒有人意識到圈圈是從前的柬埔寨小姐。對柬埔寨人來說，她不過是一位高個子遊客，她受到的皇家禮遇也僅僅是因為她無垠的財富。
在圈圈成為圈圈之前她叫撒拉，我們在南亞旅行時，越來越感覺到像撒拉和傑夫這樣的名字實在太無趣了。我們總是遇見叫漩渦、烏鴉或伴侶貓的人，其中我最喜歡的名字是多雲的水箱水，我們決心也給自己起一些有趣的名字。當然在你以某種方式成為圈圈之前，你不能叫自己圈圈，撒拉早就想叫自己圈圈（我們在印度果阿遇到一個小女孩叫這個名字，一陣情感衝動之下，我們短暫地考慮過收養她），然而她要等到合適的時機才能確認這個新身份。我們也意識到起這個名字能加快對應人格的成長。作家遇到同樣的給人物命名的悖論：假如書中人物不是完美的人，那叫迪夫(1)就不太好，假如你叫一個人物為X，作為一種權宜之計，那隻會阻礙他形成與他名字匹配的性格，他本可以叫布拉特或賽巴斯蒂安或斯坦。在她成為圈圈之前，撒拉需要獲得一種身份上的“圈圈特性”，一種“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的生活態度，甚至要有一股和她本人性格不相稱的癮君子的迷糊勁。我們就是這麼想的。我們飛往柬埔寨的前幾夜在泰國帕岸島，撒拉沒有調整她的個性，就向一位朋友自我介紹她叫圈圈——奇怪的是，居然奏效了。我很高興，我完全支援她起新名，但是我喜歡原來的那個叫撒拉的人。是的，“伴侶貓”讓我很開心，她告訴我們從泰國蘇梅島到柬埔寨有不可思議的低價航班，我卻很快厭煩了她的迷糊勁。“伴侶貓”戴著很大的綠色廣角太陽鏡，一邊和我們說著那些便宜的機票。
“你去柬埔寨什麼地方？”圈圈問道。（那時候她仍叫撒拉。）
“哦，我不確定，”“伴侶貓”又說，“我想是西貢吧。”這是很精彩的註解，然而我們心裡明白即使撒拉叫自己為圈圈，她在地理知識上也永遠不可能達到如此糊塗的境界。
這趟航班是飛往金邊的，我們對這個城市幾乎一無所知——除了知道它不是西貢。這裡的街道如同北非小鎮上的那樣荒蕪，人們除了慢慢變老，就無事可做了。街道上擠滿了年輕人，他們一無所長，只知道逆來順受地活著，更給人留下那樣的印象。一種充滿能量的倦怠主宰了一切。也許只是因為天太熱了。沒有街燈的街道上——就像迪倫說到羅馬時——充滿了碎石。漂在碎石上的人力三輪車像魚，像鳥，像魚缸裡的鳥：像魚，是因為他們處變不驚的從容；像鳥，是因為他們高高地棲息在車座上。這些交通工具不只是謀生工具，他們就住在那裡。他們不在城市裡四處滑行尋找客人時，或是不送客人去哪裡時（送客人的情況很少），總是睡在車上。（人力三輪車這個詞指的是車，還是車伕？誰能區分出舞者和舞蹈？）理想狀態下我們本應買一輛三輪車——這件工具——把它運到舊金山，把它帶到火人節(2)，我們能用它把客人載到黑巖城的任何地方。對車伕來說，理論上它是一件很艱辛的工作，可是他們很少有客人，拉客人時走得也不快，他們踩著腳踏穿過遍地瓦礫的街道時，並沒有顯出很吃力的樣子。有人警告過我們，人力三輪車習慣於走直線，如果你不想死在泰國或是越南，你需要給出明確的行駛路線。一是因為你要去的任何地方在他們那裡永遠是而且必然是“好遠好遠”，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城區一無所知，又毫無方向感（我們對柬埔寨瞭解更多以後才發現多數柬埔寨人都沒有方向感，不獨是這些車伕）。好幾次我們都回到了出發的地方，而未能到達目的地，在驚人的炎熱中，我們感覺彷彿用了三十分鐘就繞了地球一圈。
這些沒有結果的人力三輪車之旅總是開始和結束於外國記者俱樂部。很快你會發現此處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它根本沒有外國記者的影子。如果你能在這裡撞見雷沙德·卡普欽斯基(3)、詹姆斯·芬頓(4)和約翰·皮爾格(5)，你就能在“好萊塢星球”(6)撞見布魯斯·威利斯。它是一家主題咖啡屋，生意人、遊客、工程師有機會扮演一下像外國記者那樣拼命喝酒的角色，而無須承擔惱人的發稿苦差。我們覺得它很不錯。微風從河邊吹過來，我們享受坐在這裡的時光，吃著木製火爐烤出來的美味比薩，從令人虛弱的酷熱中漸漸恢復。我們不在外國記者俱樂部時，就只能在令人虛弱的酷熱中漫步，熱得讓人頭昏——真是讓人頭昏，以至於我在根本不需要剪頭的情況下步入了一家理髮店。有些人必須要去同一個剃頭匠那裡——或者是髮型師——我卻喜歡世界各地各種便宜的剃頭匠。剃頭是一門講良心的好生意，只要你不迷失在過度標價的理髮廳和漂染造型師的王國裡，全世界的水準都是差不多的。這位剃頭匠只有一條腿，他不會講英語，但他剃頭的水平並不會被這兩個缺陷所影響——他手藝精湛，剃頭時帶著某種驕傲。他繞著我的頭團團轉，一小群人圍了過來，咧著嘴圍觀。剪完頭之後，他又額外按摩了我的頭頸和肩膀，所有和這個“業務有關”的人——包括圈圈和其他圍觀的人——最後都心滿意足地走開了。
金邊沒什麼值得參觀的地方，但我們接著在街上漫步，逛逛景點。皇宮、銀殿、塔山寺……正如圈圈在給她媽媽的明信片裡所言：“沒什麼可寫的。”計程車司機竭力主張我們去殺人場(7)，我們太熱太累了——酷熱讓我們每時每刻都很累——我們沒有慾望去觀看累累白骨，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會躲進外國記者俱樂部那熟悉的微風裡。
有一天晚上坐在那裡，我們與一位汗流浹背的得克薩斯人聊了起來，他說：“在這個該死的國家進行陸上旅行的唯一辦法是走水路。”
“你總是可以坐飛機的嘛。”圈圈俏皮地說道。得克薩斯人看了看她，像在看一個白痴一樣，但是陸上旅行——更準確地說是缺少路的旅行——實在讓人筋疲力盡，我們採納了他的建議，買了去暹粒的高速遊艇票。總共有兩條船，我們到碼頭時都已經滿員了——我們清晨六點半就到了，提前了半個小時——不過在南亞沒有一樣交通工具是完全滿員的，我們和其他西方人一起擠到了頂部，柬埔寨人待在下面的陰涼裡。洞裡薩河的紅褐色河岸彷彿是小型的懸崖峭壁，可見乾旱季節快結束時水位有多低——這段時期雨是隨時會來的。我們準時出發了——與此同時機器出故障了。短暫的延遲過後，我們又出發了，但故障還在，圈圈說，“不是個好兆頭。”
天氣熱極了，船速很快，帶來的微風讓我們感到一絲涼意。兩條船一前一後，輪流換航，換班時在彼此的尾波中顛簸行進。坐在我們邊上的是一個加拿大人，留著海明威式的鬍鬚，他解釋說，一年中有半年這條河朝一個方向流去，另外半年朝著相反的方向。河流總是蜿蜒曲折——這是它們的本性——我倒是第一次聽說會向相反方向流動的河流。
“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始終如一的國家啊，”圈圈說，“就連河流也沒有清楚的方向感。”
好一會兒，我們向大河的河岸凝望，其實並沒什麼可看的——一些茅草屋，洗衣服的女人，揮舞潑水的孩子，幾處散落的貧民區——我發現沒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就什麼都不注意了。這時，河岸消失了，我們被四面八方一望無際的水所包圍。洞裡薩河變成了洞裡薩湖。
船隻對這個微妙但很關鍵的變化毫無感覺，在沒有標誌的水面上開足馬力。很難判斷我們行駛的速度，似乎在完美地前進著。我用紗籠(8)罩住頭，不知不覺睡著了，船突然減速，我被震醒了。螺旋槳掀起一塊塊厚厚的淤泥。船完全停了。沉默突然來到，但是船隻靜止不動後突然升高的氣溫更讓人措手不及。船長跳下水，我驚訝地看著他走在才沒到他小腿的水裡。另一隻姐妹船在我們前面也停了下來，不知道它是為了等我們，還是也擱淺了。太陽復仇一樣鞭打著我們。沒有一點聲響。沒有一點風。船長走遠了，大概是想找到深水區。船員成功地把螺旋槳從淤泥中拔出；馬達明顯沒有損壞。兩艘小漁船過來幫著把船拖出來，但是它們差點也陷了進去。我們船上的幾個德國人跳下船去推，可他們只有四個人，這麼點人手幹不了這麼重的活。所以他們催促其他旅客一起推，但我害怕血吸蟲——柬埔寨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我不想站在銀褐色的水裡。前柬埔寨小姐——圈圈當然也無意去幫忙。她寧願在灼熱的太陽下自生自滅，一邊往她的長腿和細胳膊上塗抹防曬係數很高的防曬霜，也不願意為自救出一份力。她頭髮上的汗水滴到了肩膀上，烏髮水光粼粼，十分可愛，像是才從淋浴中走出。
另一隻船過來了，我們試圖把螺旋槳連在他們的牽引馬達上，還是紋絲不動。情況越來越絕望，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姐妹船已經不見了，離開了我們——就像圈圈說的——“它就像是油畫裡大海上的一隻船一樣悠閒。”
“水，到處都是水。”我說。
“可是一滴喝的水都沒有。”圈圈說。
“水，到處都是水……”
船上到處都是遊客的議論聲，都在指責船長的無能。既然他天天都走這條線路，會犯下這麼愚蠢的錯誤簡直不可想象——更愚蠢的是，我們的船觸到底後，不應該再在淤泥裡掙扎，這樣只會越陷越深。我們左手處不遠的地方，細長的枝條從湖面上伸出，表明我們偏離了那條航道。船長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偏離正確的航道？我們坐在烘烤的船頂，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折磨著我們。我們陷入了時而反叛時而無能的情緒當中。我們的加拿大朋友對亞洲的水上生活多少有些瞭解——過去的兩週內他坐過三條船了，他說，它們全都出現了故障，全都擱淺了——他堅信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把船上的所有乘客和物品都解除安裝，也許能產生足夠的浮力，得以從淤泥裡脫身。沒有人聽從他的建議。此時是正午。我們最後一口飲用水早就喝完了。我們不再流汗了。陽光恪盡職守：它錘打著湖面、船隻和我們。陽光太強烈了，整個湖像是要沸騰；於是又會蒸發不少水分，湖面的水位會降低，船隻會陷得更深。
“幾個小時以後，”我對圈圈說，“這條船就會變成美杜莎之筏(9)。”太陽鞭打我們，耗盡了我們的力氣。這就像是在水的沙漠裡，一個水汪汪的沙漠，從一個地平線向另一地平線望過去，什麼也看不見，除了那些極有規律地搖晃的小漁船之外，它們都願意搭把手，但什麼用也沒有。
終於，恰如那位加拿大人所建議的，船上的所有人都被接到了另外一隻船上。在煉獄般的日頭下，這項危險的操作像是無休無止。我們被轉送到的那條船負擔過重，已經有下沉的跡象——進入水裡有四英寸了。甚至還有一條船綁在我們的船上——那條所謂的高速遊艇，我們剛放棄的那條船——從我們的新船上，我們能看見在舊船的螺旋槳、新船的牽引馬達和黝黑的德國人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的舊船移動了，先是一英寸，然後是幾英尺。隨後就可以正常行駛了。從淤泥中解放出來，船隻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咆哮，有人——其實是我——率先鼓掌歡呼，感謝來搭救我們的“可愛的柬埔寨人民”。
我們又被運回到原來的船上，我們的頭被太陽曬得陣陣作痛，準備繼續這段從冒險變成了苦行的旅程，但這一切遠遠沒有結束。我們又起程了，仍然沒有脫離險情。儘管我們的期望值已經很低，我們對船長的信任很快跌到了新的谷底。看不出我們有任何前進的跡象。什麼都沒有變。洞裡薩湖向四面綿延。看不到陸地。
“你知道嗎？”圈圈說。
“知道什麼？”我說。
“我覺得我們在劃圈圈。”
“你覺得什麼，圈圈？”
“我說，‘我覺得我們在劃圈圈。’”
“你剛才說，”我說，“我們在劃圈圈。”
“嚴肅點。我覺得是。”
確實是。太陽曬得我頭昏眼花，過了一會兒我才承認圈圈是對的：我們是在一遍遍地劃圈圈，圈圈越劃越大。為什麼？我們在金邊的人力車伕身上看到的方向感缺失（在洞裡薩河身上也是如此）也同樣發生在我們的船長身上了嗎？沒有界標，只有無邊的水域，但船隻肯定配備有指南針。太陽錘打。我的頭陣陣作痛。湖面波瀾不驚，除了我們的尾波一圈圈散去的漣漪。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乘客開始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絕望開始漫延，一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沙啞地低聲說道，“我們在劃圈圈。”我點了點頭，拍了拍圈圈的肩膀。
“我們在劃圈圈。”我說。
終於，另外一條船——我們的同伴，我們的姐妹船——折回來帶領我們到達了暹粒，五天後我們離開了那裡。坐船回金邊的念頭想都不敢想，因此我們決定去馬德望，據說它是“殖民地氣氛濃烈的美麗的河邊小鎮”。我們以為計程車會從紅木賓館直接載我們到船上，但是計程車卻是一輛小卡車，接完所有客人後，我們十二個人擠在後座，前座坐了四個，再加上司機。我們走在駛離暹粒的公路上，這條路就像柬埔寨所有的路一樣：越走越糟糕。日頭來了，不顧一切地沸騰著，不早不晚。小卡車蹣跚而行，遇到路上的車轍和洞坑便一躍而起，這條路勉強可以稱之為路。
一個騎腳踏車的男孩向我們靠近揮手，他晃了晃，終於失去了平衡，車上的貨物摔到了地上，原來是兩大筐小銀魚。他既不生氣，也不抱怨，把它們撿了起來鏟回到竹筐裡。我們前面是一輛摩托車，車後座載著一個很大的密封的籃子——有兩個大帆布包那麼大。每次摩托車顛簸時，這個籃子都會發出小豬尖叫般恐怖的聲音。我們走近之後才明白原因：籃子裡擠著十幾只小豬。它們的條件如此悽慘，它們的待遇如此惡劣，它們的尖叫如此失控，此時此刻，你很難想象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還會存在比它們更悲慘的生命了。它們的處境是動物權利保護者的論點的終級證言，同時也是對他們的批評。我從來沒見過被如此虐待的動物，但是在這樣一個國家，它的人民經歷了所能經歷的最壞的一切，誰又會在乎小豬呢？尤其是當我們的目的地越來越近時：它是越南的水上村莊。我們吃力地爬出小卡車，換到小船上，它們將載我們到臨時碼頭——像其他東西一樣，漂浮著——從這裡我們將駛向不同的目的地：馬德望，金邊，或是無論哪裡。
所有到發展中國家的遊客，假如他們誠實的話，就會承認他們其實特別想看看貧民區：人們生活在垃圾堆上，棚屋小鎮，諸如此類。我們在印度遇見過一個瑞典人，他去過孟買最差的貧民窟之一。為了得到他的同情和金錢，一位乞討的女人把她的死嬰塞到他的面前。我們一行大約有六個人在聽這個故事；我們都嚇壞了，而且我覺得，同時還妒火中燒。越南水上村莊可能沒有那麼差，但它也是汙穢不堪的：一堆裡面幾乎是空的破舊茅草屋，漂浮在棕褐色的水湯裡。它們彷彿不是在漂浮，而是在沉沒。處處都是雜物——塑膠瓶、廢紙、罐頭瓶、蔬菜垃圾——在水面上下起伏。水很髒，但小塊小塊的黏液和軟泥凝固成了濃縮的極髒的衛星城。我緊閉著嘴，生怕從這浩瀚的汙水坑裡濺出一滴，進入我的嘴裡。而這裡的居民——微笑，開心，揮手——用耀眼的紅色天竺葵裝飾他們的陽臺，又用惡臭的水給孩子洗澡，用惡臭的水洗衣服。假如卡車上的一位乘客要被迫留在這裡，他們——我們——很可能一個月內就會死掉，也許一週之內。
我們停在一個茅草屋附近，它相當於往返馬德望的水上終點站。船似乎不像我們前一天買的船票上畫的那個模樣；甚至不像能工作的船。它們像是隻剩下了外皮，其他有用的零件都被洗劫一空。這就是我們的船，而且登船的人數遠遠超出了安全的許可。船滿了之後還有一些人擠了上來，帆布包堆放在窄小的空地。我們坐下，等待。我們等的時間太久，我想小便。我不知道怎麼辦：在船邊上撒尿？人們會介意嗎？會不會有在某人的花園裡撒尿的感覺？或者是他們的客廳？我們等呀等呀。我的膀胱壓力很大。我不知道怎麼辦。然後我知道了。離我們的船不到一英尺的地方，一大坨糞便在水面上浮動。它像是一塊大玉米殼。我不想看它，但卻忍不住要看。在這樣一個腹瀉和霍亂的環境，這塊大便的結實度和大尺寸真是令人驚歎的成就——說明了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有多強。那真是個可怕的東西，但它解決了我在哪裡撒尿的問題。我站在船舷上面，眾目睽睽之下，我注意保持平衡，為把一個臭氣熏天的地方變得更加危險而作出了一份貢獻。
這就是我們如何到達和離開暹粒的過程，但是關於吳哥城呢？關於聖劍寺、巴戎寺、塔普倫寺的奇景呢？我會給你們看看我拍的照片，可是一張都沒有。我連相機都沒有。圈圈有一個相機，她拍了一些照片，不過說實在的，它們不值得用柯達相紙洗出來。圈圈知道很多事；她會彈鋼琴，會拉小提琴；但她對拍照一無所知，連最基礎的都不懂，還沒有我知道的多。她總是逆光拍攝。她的原理很簡單。
“我看到喜歡的東西，就會拍下來。”
“不管光線，不管太陽在哪裡？”
“是的。”
“也不管你想拍的那東西有多遠？”
“是的。”
“所以你的作品裡反覆出現的主題是：昏暗的剪影，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沒有價值的畫面。”
圈圈不顧這些令人洩氣的嘲諷，還是在吳哥拍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我的照片：樹須如燭油般滴落在塔普倫寺的牆根下，我的形象模糊一片，我對著巴戎寺的石佛像眨著眼，我在聖劍寺過度曝光像一個白化病人。沒有一張照片值得多看兩眼，多數照片不值得多看一眼。圈圈責怪我說是因為我態度不好，這也不無道理。我一見她拿出相機，就會說風涼話，“伊芙·阿諾德(10)在拍作業片了。”或是“啊，我看見那個不確定的瞬間再次降臨到我們身上”。其實這樣的瞬間也是不多見的；圈圈比我本人拍照要多，但是和我們同行的遊客相比，我譏諷她道，“拍照水平遠遠不及格。”在這些旅行攝影家的眼裡，我們因此成了二等公民。拍照的人在所有最佳位置擁有無可置疑的優先權。你簡直沒有權利待在那些標誌性的景點，除非你在拍照。我們是遊客中最低的那一等：無權觀看的人。我們經常要等整個旅遊團拍完照後，才能走過去，坐下，看一看。從某種程度上說，因為我們沒有在吳哥城拍照，可以說我們並沒有去過那裡。
我們沒有那些照片或者說只有幾張照片作為證據，但我們確實是去過那裡的。第一天我們嚴格按照旅行指南上所說的到處走。我們在清晨參觀巴戎寺，又去了其他地方，回到暹粒睡了午覺，下午返回到吳哥，爬上眺望吳哥窟的巴肯山看日落。
看日落對觀光客來說是很重的負擔。一個景點有“觀看日落之地”的美譽，你便不得不去那裡。巴肯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是一次艱難的旅行，我們沿著陡坡吃力地攀爬，幸好我的Tevas，我以前在新奧爾良買的運動涼鞋擔當了大任。我一邊爬著那艱難的山坡，一邊想著要寫一封信給Teva公司，向他們推薦幾條廣告語：“Tevas能擔當”是其中之一。也許只有這一條。
我們到達山頂時，它被擠爆了，像是在等著一個派對開始。我們期待看見一個DJ、一些盒帶倉和一排排的揚聲器。這裡有幾百甚至上千人，他們等的並不是派對——他們等的是日落。日本人傾巢而出。每個人——包括我們——都在噴灑或是塗抹驅蟲劑，蚊子也傾巢而出了。嚴肅的攝影師都備有三腳架。一個這樣的攝影師轉頭對他的妻子說，“還有十五分鐘”，彷彿他們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地面指揮中心的同事。其他的人都在等。等日落。除了幾個非常重要的細節不同之外，這個場景讓我們想起印度的亨皮，我們也曾成群結隊地去那裡看日落。佩索阿(11)是對的：沒有必要去君士坦丁堡看日落；全世界的日落都一樣。但你還是會這麼做；你去君士坦丁堡或是巴肯山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你在那裡拍日落。旅行時去看日落讓這一天有了目標和意義，否則會很空虛。不過，很少有比等日落更傻的事了。等日落變成了一種被懸置的運動。無所事事，什麼也不做，被提升到了帶有某種極強目的性的水平。等待本身變成了一種持續的努力。你等著它來，其實它早晚都會來的，或者不來。弗蘭克·奧哈拉(12)是對的：“太陽不一定會落山，有時候它只是消失了。”它什麼時候會屈尊落山呢？奧登(13)說得對：
歌德簡潔地說：
沒有人有心去看
那最可愛的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