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快到末尾的時候，我住在羅馬，漸漸知道了什麼是“遺址的宏偉壯觀”。有一天下午，在哈德良行宮的時候，我的朋友莫妮卡告訴我，她是在的黎波里出生的，還給我看了一些她父母的黑白照片。照片裡他們才二十出頭，站在利比亞地中海海岸線邊上的古羅馬廢墟上求婚。她父親馬里奧身穿白色襯衫，打褶的灰褲子，她母親安娜穿一件白裙子，兩人的照片散發出理想中的殖民地的浪漫。他們面板曬成棕色，戴著墨鏡，斜靠在柱子上，在一堆遺址廢墟上休息。天空看上去藍得驚人。在其中一張照片裡，馬里奧攬住安娜的肩膀，另一張裡，他們手牽著手。照片中背景通常是大海。在他們前面——拍照者的後面（在一張照片裡可以看到一長條陰影）——我想，是沙漠，廣闊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想知道，大海與沙漠之間的這片廢墟，叫什麼名字？
“大萊普提斯。”莫妮卡說。
在敘利亞、土耳其或突尼西亞，可能還有其他遺址同樣令人震撼，還更容易前往。但從那一刻起，大萊普提斯彷彿有了魔力，成了所有古蹟的中心。大萊普提斯，就連這名字都在召喚我。一聽到它，我就知道自己無論如何得去那裡，親眼去看它。
許多年過去了，我並沒有去成那裡。在洛克比空難(1)嫌疑人被移交之前，在利比亞官方就其駐倫敦大使館槍擊英國女警伊芳·弗萊徹一事道歉之前，去利比亞幾乎是不可能的。偶爾，針對那些對考古學或橫穿撒哈拉大沙漠有著特殊興趣的人，官方可能會批准行程，但是想要以個人遊客身份，在無人帶領的情形下進入利比亞是絕無可能的。
然後突然，一切變得可能了。在納爾遜·曼德拉的介入下，洛克比空難嫌疑人被移交荷蘭接受蘇格蘭法律審判。利比亞人為伊芳·弗萊徹一事道了歉。作為酬謝，英國取消一項關於重擊卡扎菲的軍情計劃。兩國的關係有所好轉。英國航空公司開通了直飛的黎波里的航班。
可以去利比亞了，但還是非常困難。即便我已經辦好了簽證，預訂了航班，卻難以獲得相關的旅遊資訊。鄰近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有許多旅行指南，但利比亞卻什麼都沒有。我甚至買不到一份地圖，也訂不了一個酒店。我買過一本關於萊普提斯的書，儘管我對那裡充滿了迷戀，但只讀了開頭幾頁就讀不下去了，理解不了這個城市的起源、歷史、建築風格、輝煌及隨後的沒落。它建於史前的某個奇怪的時間，就在腓尼基人的定居點上。這點是肯定的。競技場落成於公元1年（一個容易記的年份），公元109年併入圖拉真皇帝的殖民統治之下。大萊普提斯真正驚人的遺址是在羅馬皇帝塞維魯的統治期間（公元193—211年）建造的。之後，除了（被汪達爾人）毀壞於公元523年及不久後（相對而言）被拜占庭人收復之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
坐在飛機上，我想，我是不是準備得太不充分了。住在羅馬時，我已經讀過許多皇帝的奇聞軼事，關於他們的殘暴。除此之外，古蹟的特點就是，讀起來實在太無趣了。（“到最後，你會厭倦古蹟的世界，”阿波利奈爾在《時區》這首詩中寫道，“你會厭煩希臘和羅馬的遺址生活。”）我對無聊並不陌生。人生的大多數時間內，許多事情都讓我感到無聊，不過同樣也有許多事情讓我沉迷。遺址卻呈現出一種詭異的結合——就像我生活中兩種電流的短路——生平第一次，我對感興趣的事物感到厭煩。我沒有糾結。我會一無所知地去萊普提斯。對古典學家和考古學家來說，去萊普提斯可能是畢生研究事業的頂峰，但我只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考古學家”：我挖掘往事。或許這樣更好。奧登肯定也這麼認為。在《考古學》一詩中他寫道：
知識或許有其目的，
猜想的快樂卻總是
大於知曉
我本打算繼續下去，相信無知（而非猜想）的力量是一種探查的工具。福柯提出“知識考古學”，而我的萊普提斯之旅將會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無知考古學。
先前也有過這樣的例子。羅斯金(2)回憶他在羅馬度過的一個下午，“看到古羅馬的廣場、角鬥場等。之前我不知道那種廣場是什麼樣子或曾經是什麼樣子，不知道三根柱子或七根是怎麼把它連在一起的，也不知道塞維魯拱門……但是，這一切有個好處，不管我有什麼樣的天賦，我都能看透它們的靈魂……廣場和神殿原來是什麼樣子，我一點都不在乎。”
我受到了鼓舞，卻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如果不知道事物是什麼，你能看透它們嗎？如果你想清楚地表達在一棟建築物中所看到的，你必須用到許多建築術語，而也許“觀看”這種行為本身也是依賴於這些詞彙的。不懂得詞彙，你不僅是啞的，更是盲的？我去萊普提斯，難道是為了不看嗎？在自信與極度懷疑之間搖擺不定的我，感到自己正處在方法論恐慌的邊緣。隨著這種恐慌逐漸加深，我覺得自己的信心又回來了。
很奇怪，恐慌這個詞的名聲會如此之差。大多數身體反應都是源於生理需求，以確保物種的生存，就連疼痛也是這樣。恐慌大概為了讓人從危險中脫身的——那為什麼我們被教導，在任何可能的危險情形下，都不要恐慌？如果我現在坐的這架飛機要緊急迫降在地中海，我們會被鼓勵著不要把最後的時刻用在恐慌之上，而是平靜地赴死，在緊要關頭，希望自己之前更加仔細地讀過緊急疏散指南。但是，我現在已經處在恐慌之中，而它又引發了獨特的極度不安之中的鎮定。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去萊普提斯，也沒有關係。最好的瞭解方式就是觀看，在視覺的語言中學會表達。眼睛會學著照顧自己。
另外，在飛往利比亞的航班上，沒有人會為這種事情煩惱。他們去那裡都是為了生意（電信、石油、計算機），而且大多數人都在不停地喝東西（啤酒、紅酒、烈性酒），為即將到來的禁酒做好儲備——禁酒從進入利比亞的領空就開始執行了。
航班的落地通知——“歡迎來到的黎波里國際機場……”——聽上去敷衍到不能再敷衍。雖然女播音員還在告知我們當地時間，但是人們不禁會懷疑，這裡面可能會有聽不見的潛臺詞：“這跟我們沒關係！等這寶貝的肚子裝滿燃油，我們就馬上離開這裡！”
見其機場，知其國人！由於機場都是建造在城市的周邊，而其設計在全球範圍內都非常相似。在所有的建築形式中，國際機場可能是最不容易受地區差異影響的。因此，最微小的細節反而能夠透露其所在國家的風土人情。季節性的旅客可以憑藉行李推車的設計和狀況——便利性、可用性、價格——瞭解所在國家的方方面面。而機場的國際統一化也會放大環境的差異。
的黎波里機場煙霧繚繞。不僅是因為人們抽菸（雖然他們抽個不停；利比亞人跟土耳其人一樣抽菸抽得很兇），就像一些新開的巴黎式咖啡館被設計成要立刻彰顯它的傳統，的黎波里機場似乎被設計成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濃煙的效果。機場的整體顏色是煙燻色：準確地說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種煙燻色。整個地方呈現一種晦暗鉻合金、煙色玻璃的感覺。那麼重的煙燻，那麼晦暗，實際上那鉻合金也可能是木頭。玻璃看上去像木頭，鉻合金看上去也像木頭。所以這裡可能根本就沒有鉻合金。看不到一丁點類似鉻合金的閃亮。奇怪的是，這種缺失讓我感覺在某個地方肯定有顯眼的鉻合金。這裡缺少光亮——一種木頭的感覺——恰恰說明這裡有鉻合金。這個過程就好像，森林終將變成石油，曾經是鉻合金的東西也變成了木頭。我想，我真正想說的是，這個機場彷彿見證過更輝煌的時期，但又無法讓人想象出這個時期——即使是在它被啟用的那一天——那一天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裡的環境是如此陰鬱。海關和移民署的職員們並沒有義務充當非官方的迎賓人員，但低安全度的監獄看守連句歡迎的話都懶得說，就讓人難以想象了。任何人類行為，甚至是最日常的行為，都會因為行為人的態度和智商而發生改變。不管你要從國外進到美國的哪一個地方，你的護照都會被蓋上章——不管為了這正式的許入時刻，你曾經受過多麼類似於審訊的詢問——還會聽到一句熱情的“祝你愉快！”因此，那個章蓋出來通常都是歪的，透著一股活潑勁兒。而這裡，移民署的職員翻看我的護照時，像在翻看安塞爾姆·基弗(3)的書——用鉛製成的，每一頁都有半噸重，載滿了令人不快的歷史。他並沒有使勁蓋下去把墨水印在護照頁上。這讓我吃驚不已。移民署的工作或許不是什麼偉大的職業，但除了把人們拒之門外，不允許他們入境，把人們送上下一班回家的航班，移民署職員的工作重點就是，蓋出一個完整、清晰的章。而這個人只是很勉強很不情願地蓋了個章。重複一次，他並沒有在我的護照上蓋章，他只是蹭了一下。我沒有誇張。碰巧，印油快用完了，所以我那個章非常模糊斑駁，好像不太同意我入境。
西方的辦公室都流行無紙化辦公（接下來又會是什麼呢，無桌化辦公？）。在利比亞——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情況恰恰相反。他們推行“紙張辦公”。這個詞簡直太恰當了。紙張，就是辦公。紙張是大僱主。一份表（一式三聯），一個人收一聯存檔，第二聯會被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收走存檔，第三聯由顧客保管留作記錄。最不重要的事務也必須被小心謹慎地記錄、編制日誌、存檔、儲藏，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要做檢索。未來的考古學家只能發掘出一大堆平凡瑣事產生的收據和對賬單，真讓人同情。多年來辛苦研究，將會得出——什麼？2000年的1月20日，16號房間的住戶——姓名難以辨認——點了一杯奎寧水送到客房？對於這個生產大量紙張的社會，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印象？想象一下，要把羊皮紙上詩歌片段的魔力施加給這些收據和發票，將是多麼大的災難。我已經填過移民表格和海關申報單；現在還得填許多表——複雜性和縝密性堪比房貸申請——只是為了兌換當地的錢幣。做完這個，我終於能夠去叫輛計程車了——但是，不行，叫計程車也得填表。
手續都辦完了，我們沿著一條荒蕪的高速公路疾馳而去。一路上有很多卡扎菲的廣告牌，帶著一貫的坎普(4)範（我猜，這可能是因為他總待在他那著名的帳篷裡。），但這個獨裁者的廣告牌，並沒有像即將到來的音樂會上拉埃樂(5)老明星的廣告牌——“不再是查柏(6)”——那樣無處不在。我們，計程車司機和我，沉默地坐著，因為只能互相聽懂對方語言的兩三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酒店”，而很快我就發現，它意味著“到了之後，心不由得一沉的失落感，通常還夾雜著離開家的悔恨感”。
我辦了入住手續。啊，這聽上去是多麼虛偽地簡單。為了辦這個手續，我不得不填好幾公頃的表格。部分原因是：像我這樣的獨行客在利比亞是聞所未聞的。在世界的大多數地方，當地人發現了走在他們中間的遊客時，總是會對你說，他們的國家——不管多麼惡劣——是“非常美麗”的。在利比亞，你能得到的唯一回應就是，“居然還有人來這兒”的震驚。這真是荒唐。不出所料，酒店的禮品店裡沒有地圖，而且我能肯定的是，也沒有任何禮品。
大堂裡可看的東西實在有限，我回到房間看電視。為了哀悼一位阿拉伯領袖的逝世，卡扎菲曾頒佈法令規定幾天內所有電視臺只允許播放黑白節目。從那時起，我就對利比亞的電視節目產生了興趣。起初，我以為他們還在執行那條法令，但擺弄了一陣天線後，我居然把電視機調成了模糊的彩色。但是，這裡只有一個頻道，正在播放貝都因人(7)的沙漠音樂會。這個平淡無奇的片段放了二十分鐘。接著又開始放另外一個同樣枯燥的音樂節目。這唯一的一個頻道簡直是MTV的初級版。我決定去吃晚餐。
餐廳裡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人。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工作就是準時出現，什麼也不幹地待上八九個小時，下班就回家，還是什麼也不幹。如果你是在戶外工作，那就跟閒逛沒什麼分別。如果你是在室內工作，那無異於最悲慘的絕望。看到我這個潛在的顧客走進店後，他來了精神，他的表達方式是對我毫不理睬。我問晚餐有沒有準備好。八點才好，他說。
我回到房間，有些聽天由命的感覺，寫下以上這些在利比亞的見聞。我把目光從筆記本上挪開，從桌上的鏡子裡看到一個可怕的現實——灰頭髮、肥大的鼻子、細瘦的脖子——這是我的模樣。我經常對自己的外貌感到失望，但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面目可憎。就好像我人生中所有掩藏的痛苦都突然自行流露出來。或許是如此，或許是我碰巧瞥見了我的另一個版本——掩藏得不如我想象的那麼徹底——那才是他人眼中的我。預言在慢慢實現。“人生，”鏡子中的臉說道，“自有其定數。所有你試圖掩藏的失望與悔恨、苦痛與仇恨，現在都爆發出來，吞噬美貌與希望的最後一絲光彩。你不再英俊。這是所有過分重視外表的人的命運。這世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僅僅因為你不喜歡他們的外形，就懶得多看他們一眼，遲早有一天，你也會變成這樣的人。”
我低下頭，接著寫自己是如何沮喪透頂，雖然我來到利比亞才幾個小時。你瞭解新到一個城市的那種感覺嗎？不管多麼疲憊，不管航班多麼顛簸，你都等不及要出去，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在的黎波里，我已經期盼著在回家的航班上體驗生活了。我根本不想離開酒店，即使這酒店基本上是糟糕無比，而這房間更是糟糕無比的主體。不過至少還有晚餐可以期待。
先前去過一次餐廳，我大概地看了一下；現在，我坐在泰坦尼克式的枝形吊燈（大約有一個倒轉的棚屋那麼大）下的桌子前，把這地方盡收眼底。餐廳很大，有四十張桌子，卻只有三個人在吃飯，沒有一個人流露出一絲愉悅。桌子與顧客的比例為十比一，侍者與顧客的比例為三比一——這地方卻一直人手不夠。當然，這是在假設一家餐廳的侍者還需要準備並端送食物的基礎上說的。這樣的假設在此完全不成立。這裡大部分侍者的工作就是無聊地悶悶不樂地站在那裡，給我前面來的三個吧唧咀嚼的人提供了很好的示範。他們就一直這樣待著等著，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像他們那樣名副其實(8)。
我終於從一位侍者手中得到一碗湯。湯是冷的，像海水一般冷。這世上幾乎沒有比冷湯更讓人氣餒的東西了。如果食物讓人噁心，可能會引發強烈的憤怒。但冷湯——它會耗盡人的精力，甚至是氣憤和抱怨的能力。我用阿拉伯語嘟囔了一句“謝謝”，然後就坐著小口啜著我的冷湯，直到無法下嚥，放下湯匙，暗示我已經——像美國人說的那樣——吃好了。看到我的湯幾乎沒有動，服務員似乎一點都不驚訝，什麼都沒說就直接端走了。
看到他費力地走開，我突然用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這個餐廳。在地中海彼岸的義大利，烹飪被提升到藝術的高度；享用美食則是社會、家庭和戀愛生活的中心。而在這裡——食物取得的成就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食物及其相關的一切都被如此無趣地呈現與對待。這麼說一點都不誇張。蘇聯古拉格勞動營的伙食標準顯然遠遠不如這裡，但是在那種環境下，每天限量供給的麵包和稀粥可能會給人帶來莫大的歡樂。而在這裡吃飯，不管是從食物、環境、服務，還是——上帝幫幫我們吧——氣氛，絲毫不能給人愉悅。人們做得津津有味的就只有嘬牙花。在隔音效果很差的房間內——一種“嘖嘖”聲——在堂而皇之地迴響。
我也吃過——更確切地說，沒有吃進去過——令人噁心的食物，比方說，在羅馬尼亞，最起碼你還有別的選擇——實際上是義務——可以喝得爛醉。而在這裡，我得保持超高的警惕性，絕對沒有可能忘掉這一切。只吃了點沒有營養的麵包，我嘆了口氣，回到房間。既然晚餐——這一天的亮點——已經結束，我的房間看上去就更加可惡了。儘管在傍晚的時候我就關掉了空調，這會兒它還是發出可怕的噪聲。我擺弄著溫度調節器有十分鐘，發現這空調是關不掉的。我給前臺打電話，總算叫了個人上來修理調節器。他的方法直接到不能再直接。他擺弄了一會兒調節器，直接把它從牆裡拔了出來。怪不得這個國家在電信方面那麼依賴外國人。不過，調節器的彈性好到不能再好：雖然只靠著一些電線掛在牆上，空調還是砰砰咔咔地響個不停。他用電話搬來了救兵。不到十分鐘，他的一個同事來了，帶著一把梯子。第一個人爬上梯子，開始拆卸天花板上的空調板。我的情緒多少好了一點，畢竟我終於有事可以麻煩主人了。接著一塊板子連同一團石棉塵掉到地板上。我沒有在意。梯子上的人擺弄著暴露出來的空調管，突然噪聲消失了。他們換了一塊空調板，證明自己對得起維修工的稱號後就離開了。
我躺在床上，滿腦子都是關於旅行的老問題：為什麼要旅行？我來這裡幹嗎？這兩個問題又引出第三個問題：我到底想要什麼？我的回答是：想要回家，想要待著不動，想要留在家中，想要蹺著腳看電視。在來利比亞之前，至少六個月裡，我懷疑自己隱入了一種中年危機。表現為，曾經十分充足的東西（活力，嘗試新事物、新挑戰的慾望）慢慢減少，對熟悉事物的依賴卻在增強。有時候看著電視裡的足球賽，我會感到一種慰藉：在我剩餘的人生中，不管是什麼形式的，球賽總是會有，我總是可以觀看。我所要做的，只是為有線電視或衛星套餐付費。球員會更換，新星會崛起，老將會逐漸衰退或者突然消失在視野之中，但是球賽規則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結果如何並沒有關係；重要的是，球賽一直都會有，我可以坐在沙發上，手裡舉著啤酒，一直看下去。而在利比亞，我躺在床上，一百英里內都沒有啤酒，好像過著晚年生活——傷停補時的生活——就像我即將面臨的一樣。同時，晚年生活之前的生活——現在，或者說現在的第一個晚上——還是要度過的。
我急切地想要看到大萊普提斯。一大早，我就叫了計程車往反方向出發。我想讓萊普提斯成為利比亞之行的高潮，因此，我認為最好從另外一個古蹟薩布拉塔(9)開始。司機來自東部的喇叭學校。他喜歡讓人知道他在那裡學習過。他用喇叭表達問好、指示、斥責、感謝、催促和警告。如果可能的話，他或許還可以用喇叭開車。我震驚於他可以用喇叭做出如此多細微的表達，從拉長的單音爆破聲到抑揚頓挫的變音。他用喇叭表達他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他對世界的看法。這是他交流的方式。就這樣，我們一路吹著喇叭行進，把的黎波里拋在身後。
在薩布拉塔，湛藍的大海與金色的沙漠相連。天空的藍色，與巴哈馬那水汪汪的藍不同，與亞利桑那乾燥的內陸藍也不同。薩布拉塔上空的藍色，既水汪汪，又幹燥，因此十分輝煌燦爛。同時，它還有點像冬天一般的藍，這時天氣還沒有暖和起來。
一個穿西裝戴眼鏡的男人想做我的導遊。他的黑鏡框很厚，讓他的臉顯得無比嚴肅。啊，戴黑鏡框的小智慧！我猜，這樣的鏡框能幫助他從《古蘭經》中獲得更多寬容與慷慨的闡釋。一想到這裡，我立即聯想到，同樣的眼鏡戴在牧師嚴肅的臉上會是什麼樣子，對他來說，除了最嚴厲、最堅定的闡釋，其他都是違背教義的。透過這樣的眼鏡，人們可以無動於衷地看著一個女人因為嚼口香糖或者從神聖經文中看到熱烈情慾，而被亂石砸死。我無法得出任何明確的結論，不過戴著這樣一副特別的黑厚眼鏡的男人有一種善良的神情，或許是因為他的一邊鏡框是用透明膠粘起來的。
有些國家的人會長久地使用一樣物品，哪怕它已經毀壞，我喜歡這樣的國家。為什麼要扔掉呢？為什麼不一直戴著，直到鏡片自己破碎呢？這些鏡片看上去非常結實，彷彿能堅持一千年。數代人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走進墳墓，而它們卻只會輕微磨損。說它們是牛奶瓶底，是把纖細精緻的特點強加於它們了，其實這是它們不屑一顧的。它們像你有時在英國酒吧裡看到的鑄模玻璃窗一樣厚實。鏡片後面，他的眼睛有些朦朧閃躲，好像喝醉了一般。我喜歡直視別人的眼睛，但在這種情形下，我彷彿在看著颶風的眼睛。
我拒絕了他的提議。我極度渴望看到遺址，就好像它們——不管已經存在了多久——必須要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被我看見。同時，我不喜歡導遊。我痛恨講解，即使是有趣的導遊。我喜歡跟著自己的節奏走，另外，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已經瞭解薩布拉塔的一切——其實是，一無所知——我認為需要了解的一切，如果有什麼是我還不瞭解而又認為需要了解的，我會去查詢資訊，等我回到舒適的家中，身邊環繞著新買來的書的時候。
遠遠看去，薩布拉塔遺址似乎不那麼壯觀。接著，大劇院的殘骸挺立在我面前，金光閃閃。它看上去是巴羅克風格，好像是一所裡外顛倒的教堂，像被懸掛晾曬了好幾千年，又被長久地遺忘。三層廊柱，一層一層疊加。它完全垂直於地面，中間有許多缺口——應該說是，窗戶——一眼望去，天空像是承受著巨大的重量，彷彿是整個建築至關重要的部分。建造它，或許就是為了框住永恆的天空，明亮的、長方的藍色天空。每個拱門都是一幅畫，大大地框住了遠方。相應地，這幅畫中又有另外的拱門，另外一處風景。從這些拱門和窗戶往外望去，天空被這座劇院框住了，劇院也被天空框住了。這種結構一直呈現不同的觀賞它和天空的角度：對歷史的新視角。
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是——在這個劇院，時光享受著它最漫長的演出。觀眾席變成了節目，而這節目從未變過，只有光線不同——而它當然也是節目的一部分。這是一場經典的表演。我踩在廢墟的石板上。天空耀眼。一切都消失了，又浮現出來，閃著金光。而天空只需要存在，俯瞰眾生，日復一日，連夜晚也不例外。說到夜晚，月亮早早地就升了上來。才下午三點，它就如此明朗。我對星體的物理學現象或者星座的神話故事絲毫不感興趣。我只是看著它們，沒有一點兒想法，只是看著這一片蒼穹，看著閃閃繁星——在這裡——看著白天出沒的月亮，這簡單地稱之為月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