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背面，走到劇院對著海的這一面。從這裡看去，它十分堅固，像外籍軍團(10)城堡的圍牆一般堅不可摧。你肯定想不到，它只是一個空殼，一個電影佈景，實際上，是從古裝戲盛行的古代遺留下來的。它看起來如此逼真。我緩緩離開劇院，走到一片有一些零散遺址的地方。塔魯斯的雕像只剩下託加袍(11)的褶皺部分。軀幹什麼都沒剩下——沒有頭，沒有手臂——除了結實的腳部，微妙地映襯了里爾克在《古代的阿波羅軀幹塑像》中寫的：你必須換掉你的衣服！
慘白斑駁的月亮掛在劇院的窗戶和拱門上空。我又回到那裡，回到劇院裡面（像這種沒有頂棚的地方卻依舊有“裡面”一說）。現在很暖和。舞臺旁邊有兩條雕刻的海豚，活像跳出水的魚兒。石塊閃耀著已照射了不知多少個世紀的陽光。一家人走上舞臺，又悠閒地走開了。木頭也盡全力閃耀著。當然，在這裡石頭和木頭之間也沒有什麼突兀的差別，全都沾染了沙漠的某種特質，最終都要——甚至是註定要——迴歸於它。
我越來越喜歡我的司機，但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第二天他有別的事情，酒店安排了一輛計程車送我去的黎波里往東八十英里的胡姆斯城，它是離萊普提斯最近的城鎮。我懷疑他們在車費上宰了我一把，但就這麼算了。我被大雨弄得太沮喪了，完全沒有心情在意是不是被宰。是的，下起了傾盆大雨。這個季節不應該下這樣的大雨，但就是下了。我好像中了什麼氣象詛咒。天氣圍繞我的出現而調整自己。鋒區會飄過來。低氣壓帶會形成。我每到一個地方，那裡就會下雨。直到昨天，我都一直被告知，天氣很好。直到昨天，之前的六個星期內，一滴雨珠都沒掉過，一絲雲彩都沒有。如果我早在這兒，早就下雨了。旱季也會變成雨季。我在印度果阿的時候，新年夜居然下起了雨。因為我，“火人”狂歡節的沙漠也下起了雨，六月的龍目島也下起了雨。現在，在利比亞，離開的黎波里之後，我們疾馳在高速公路之上，大雨——幾乎如潮水一般——傾倒而下。與其說我們在沙漠邊緣的公路上，不如說我們正置身於漂浮在北海的拖網漁船之中。
路上沒有別的車輛。我像是一位有專車護送出行的總統。這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許多石油大國有道路——和石油——但就是沒有交通。他們出口的不只有石油，還有自己的交通問題。在來利比亞的前夕，我在家看了四個小時的電視，裡面的廣告全是汽車廣告。一個接一個的汽車廣告。每一個都在向你推銷汽車（在沙漠中滑行，在擁擠的車流中閃躲，在鄉村小路上駛過），但就連小孩都能在如此大量的汽車廣告中看出人們實際在推銷的是什麼：交通。
瓢潑大雨淹沒了道路，我們不得不穿越子午線，沿著西行的道路前進，駛向可能即將出現的車流（其實什麼也沒有）。儘管司機開車很小心，我還是不喜歡他。他很年輕，穿著漂亮的大衣、漂亮的鞋子，頭髮剪得很短，嘴唇因為長期吸菸顯得乾燥，而且——儘管他很努力地掩蓋——還是有一種生活安逸的人所具有的神情。
離萊普提斯最近的酒店是“阿加米”，一家所謂的旅行酒店。我已經被大雨弄得很消沉，到這兒之後，心情更是跌到谷底。這可真是個讓人極度鬱悶的地方，比的黎波里那家陰鬱的酒店還要陰鬱。一種糟糕透頂的愁悶籠罩在大堂的上空。一些人在大堂裡看電視（此時是上午十一點），其中有些人是酒店的員工，這些人都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或者這輩子也不打算再做什麼事了。而我卻有一樣托爾斯泰式的任務：開始辦理入住手續。
“你是一個人住嗎？”前臺的職員問道。
“是的，”我說，“純粹是一個人，十分擔心天氣狀況。”
幾個小時後，太陽隱約出現。雨還在下著，不過已經有些陽光了。接著雨停了，太陽出來了。大概有十分鐘吧，一會兒晴一會兒陰。接著太陽又出來了。這一次它好像是停穩了。過一會兒又陰了，然後又晴了。陰雲悄然散去，雨下到別處去了。我開始出發前往萊普提斯。
遺址的入口就是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凱旋門(12)：被腳手架包圍著，正在整修——因而令人失望。它提醒我們歷史的留存並不僅僅是因為其自身的長壽，腳手架對於古蹟魅力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屹立線上條明朗的古代石板路和無垠的天空之間。我繼續往前，走向競技場，那裡有一大片荒草和稀稀拉拉的幾根圓柱。我立即就有了感覺——只在世界很少的幾個地方有過的感覺——好像進入了某種力場，時間彷彿在此停滯。我第一次體會到這種感覺是在迪耶普的索姆河(13)邊，在別處再也沒有那麼強烈的感覺。其他人走進大教堂，走進沙特爾(14)或坎特伯雷(15)，走進隨便一所教堂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在這種地方從來不會有這種感覺，因為我缺少可以激發這種感覺的信仰——哪怕是一種對信仰的厭惡。類似的地方——清真寺、猶太教堂——也同樣如此。（在佛教或印度教的寺廟中，我感覺更自在，在那裡，信仰是包羅永珍的，只要你喜歡，你甚至可以在供桌上放一隻可愛的唐老鴨，不會侵犯到神靈，也不會打擾那美學上的和諧。）在得克薩斯州休斯頓的羅斯考小教堂(16)，我也有過頓悟。在這個著名的不受教派控制的環境裡——它為所有像我一樣在傳統的教堂中感覺不自在的人提供冥想之地——我什麼也……沒感覺到。什麼都沒有。如果非要說感受到什麼的話，就是一切都有點假。甚至是偽善的。時間充裕，我不著急。我在那裡坐了很長時間，等著某件事發生，希望能有醍醐灌頂的頓悟。這種事情是做不得假的：這種了不起的體驗，或者有，或者沒有。我以為它不會來。然而它來了。
在陶斯村，D.H.勞倫斯曾經體會過一種抵達感，一種“最終感”。勞倫斯覺得，有些地方讓人感覺只是地球上的臨時之所，而陶斯則能留住古老的時間。這裡也是如此，在萊普提斯。它不是我進入的世界，而是過往的夢幻地帶。我在“奇異地區”。
我總能知道我在“奇異地區”。當我在“奇異地區”的時候，我不會希望自己在別處。當我不在“奇異地區”的時候，我總會希望自己在別處，希望我能在“奇異地區”。
一條窄軌距的鐵路蜿蜒而過（為了修整遺址而建，現在也成了遺址的一部分）。哈德蘭尼克浴場被最近這場大雨淹沒了。水面被風吹皺了。有一些易拉罐在浴池底下生鏽了。雜草在破碎的瓦片上扭動。
當然，這些細節都直接來自《潛行者》(17)：我是從導演塔科夫斯基那裡知道“奇異地區”這個概念的，但《潛行者》裡面的“奇異地區”並不是唯一的奇異地區。如果不是看了《潛行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明白我想要到達的地方——以及我想要進入的狀態——就是“奇異地區”。在觀看《潛行者》之前，我只是有這種需求與渴望。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我可能已經進入過“奇異地區”。但是身在“奇異地區”，意味著首先你得意識到你在“奇異地區”；那時我還不知道“奇異地區”這種東西，所以並不算真正進入過。這就是“奇異地區”的妙處，也是我熱愛它的一個方面：我知道我在那裡，我知道在塞維魯廣場時，我正在這個地帶。
在四面高牆的包圍之下，在廣闊天空的覆蓋之下，直到走進裡面，塞維魯廣場才真正展現在我面前。在競技場，我彷彿進入了某個過去的力場；而在這裡，我則完全被包圍——被密封——於其中，被築牆圍住。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因為這個地方如此廣袤，讓人很難想到可以類比的東西（有許多許多個籃球場或網球場那麼大）。跟空曠、廊柱稀疏的競技場不一樣，它有很多斷壁殘垣。它看上去像一個儲藏室或倉庫，專門存放等待整理和運輸的古蹟碎片。跟一堆柱子和底座一樣，石灰岩的碎片也被分堆擺放得整整齊齊，彷彿這裡要被當成有著堅實石牆的考茨伍德村莊重建一樣（伍德的萊普提斯）。圍牆下面是圓柱和柱廊。有些地方先前的雨漬已經消失不見。一個小時之前還溼透的大理石石板現在已經幹得足以坐人。其他地方，雨水積了有幾英寸深。陽光在水坑上跳躍，在石塊上投下波浪狀的影子，讓它們看上去像水，隨時會化掉。搖動的陰影下的一塊圓柱上刻滿了字。留意到它的同時，我也發現一個男人正緩緩地向我走來。
“願真主賜你平安浴”(18)
“願真主的安寧降臨於你浴”很快我們就換成了最好溝通的法語。
“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是來旅遊的。”這個回答已經不止一次讓人茫然不解了。
“旅遊？”
“是的。”
“跟旅行團來的嗎？”
“不是。”
“獨自一人嗎？”
“是的。”我說，“就我自己。”(19)或許是因為用法語交談，但是這個問題——“獨自一人嗎？”——卻有一種存在主義的本質。來這裡前不久，我剛跟女朋友分手。我獨自一人，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是一個人，而且很有可能會孤獨終老。當然在與他人交談時，我才想到這個問題。剛才獨自閒逛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因為我在“奇異地區”。而一跟這傢伙開始交談，我就揹負了深深的孤獨感。這也是“奇異地區”的特點之一；這一刻你還身處其中，下一刻你就出來了。你只是在某個地方，希望事情能有所不同。我告別了這位新朋友，繼續往前走。我不得不獨自上路，這樣才不會感到孤獨。
一片烏雲迅速地蓋在廣場遺址的上空。天暗了下來，接著又亮起來，然後又暗了。或許移動的不是烏雲，而是地球本身，在自己的軌道上猛烈地運轉。我似乎在從遺址的角度體驗時間：從延時鏡頭中望去，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像一天一樣過得飛快。石塊們短暫地閃耀著剛才吸收的陽光。等天空完全陰沉的時候，它們的光彩也消失了，變得晦暗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我發現自己在過去的十五年來，一直拖著同樣的負擔——絕望的期望——從世界的一個角落跑到另一個角落。我再也承受不了旅行時過山車一般的情緒波動，如波濤般洶湧的興奮感，沮喪的低谷，還有被無限延長的無聊和不便之感。坐在廣場裡面，已經不再令人愉悅，回酒店卻更加可憐。我多麼希望有人可以聽我傾訴，一旦這個願望實現——我發現有人正站在我身邊——我又想獨自一人。
我的新朋友叫作阿姆德。他停頓了一下，說道：“曼聯隊……里茲隊……阿森納隊……切爾西隊……”
“托特納姆熱刺隊？”我提示道。
“托特納姆熱刺隊，”他重複道，“紐卡斯爾隊……阿斯頓維拉隊。”好不容易連著說了幾個，他又結結巴巴起來。
“丹尼斯·博格坎普(20)，”他說，“卡努(21)，比埃拉(22)……佐拉(23)。”
這就是證據，在英國足球，乃至外交關係的國際語言方面，一個新的紀元已經開啟。他本應該從博比·查爾頓(24)開始數起，然後是丹尼斯·勞(25)和喬治·貝斯特(26)，再到最新的人名。但是，我沒有時間多想，因為阿姆德又開始了。
“頭。”他指著腦袋說。接著，他指著自己的鼻子，“鼻子，”接著，指著自己的手說，“手臂。”然後他說，“牙齒。”
“壞牙齒。”我殘忍地說，“黃牙齒。”這些形容詞對他一點意義也沒有。阿姆德活在一個只有名詞的世界。
“樹，”他繼續邊指邊說，“石頭。”他不會說形容詞，也不會說動詞，只有名詞。這與我們認識的方式相符：他沒有走向我，沒有靠近、閒逛或者走開；我只是簡單而突然地遭遇了他的出現。這種基本的語言發展狀態也預示了這處文明不可避免的終結：只剩下名詞的遺蹟——圓柱、石頭、樹。沒有動詞。歷史——終結於——動作。沉浸在他那毫無動詞的世界中，阿姆德沒有移動、離開或走開的意思。我開始懷疑他的動機，不是說他露出什麼不好的企圖，僅僅是覺得，維持這麼單調的對話肯定得有什麼用意。儘管我也有互動——指著物品，說出它們的名字——但自始至終我都覺得非常無聊，無聊到快要發瘋。相反，阿姆德卻非常自在，證明了我曾經朦朧地懷疑過的某件事情：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無聊是根本不存在的。
或許，無聊是現代西方人的特質。在西方，自我和時間之間總有衝突；而在非洲和亞洲，許多人能夠與時間和解，任由它來去。在喀拉拉邦(27)坐火車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人，他要在火車上度過將近七十個小時。對此，他泰然自若。我自己的旅程只有三個小時，其實我還挺享受的——但已經期待它趕緊結束了。旅速越是加快，這種感覺就越明顯。從歐洲去美國，坐船需要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的時候，沒有人會因為不耐煩而痛苦。增加的速度只不過是增加了我們對任何一點延誤的不耐煩。當去哪裡都不需要時間時，我們又該等待些什麼呢？或許那時候我們就會變成沒有時間感、沒有動詞的阿姆德。或者，只有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容易察覺到無聊時，全球化才能完成。這時，我已經受夠了：我想回到酒店，回到我不願意進去的酒店。
驚訝，驚訝！酒店的餐廳關閉了。不過不要緊。聽前臺說，鎮裡有幾家餐廳可以選擇。所謂的選擇無非是在四家賣烤雞的店中挑一家而已。我走進一家，在桌子對面的水池裡洗手，沒用店裡的髒毛巾擦手。我點了半隻雞，吃了一點。我想，味道還不錯，如果你喜歡那種東西——但我很難理解會有人喜歡。晚餐（姑且稱之）之後，我沿著大街往回走。爛泥和垃圾攪和在一塊，堆在汙水溝裡。汽車丁零當啷吃力地駛過。路人都慢吞吞地走著，看到我這個瘦長的陌生人也不加理睬。
回到酒店，我開始讀書，到讀不下去的時候，就上床睡覺。跟我平常睡覺前的準備相反，我沒有脫衣服，而是穿上更多衣服，不讓自己的任何一個部位接觸到骯髒的床單。就算這樣，也無法阻止臭味——臭腳味和說不清的生殖液的味道——侵入我的鼻子，不過我努力安慰自己，聞聞髒床單又不會傳染什麼病。我一直這樣安慰自己，但我感到非常憤怒，因為骯髒，還有對骯髒的無所謂，以及不情不願的服務態度，正是這家酒店的主要特點。雖然這些特點的反面——乾淨及周到的服務——才能讓一家酒店能真正被稱為酒店，而不是隻能提供最基本的遮蔽的骯髒的小屋。我這些想法，接近於激烈的正式投訴；但是（在這種情形下，“但是”這個詞會不可避免地給人某種受委屈的感覺），我知道這裡沒有人會受理我的投訴，也沒有可供投訴的上級，這些想法也就自生自滅了。所以，針對床單和髒汙如此單純的不滿，也沾染了一種沒有答案的形而上學的色彩，在我盤旋於骯髒的睡眠邊緣時，成為對這世界的汙穢與墮落的哀嘆。
第二天清晨，除了幾片雲彩，天空十分晴朗。鳥兒在歌唱。我又出發前往萊普提斯，空氣還有些寒冷，但很快會變暖。到了之後，我走了幾個小時都沒有碰到一個人影。天氣變得很熱。月亮在圖拉真凱旋門上空升起。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又回到塞維魯廣場和旁邊的廊柱。有些圓柱在陽光下閃著微光——由於長年的風雨侵蝕或者小偷偷竊，它們的大理石包層幾乎消失不見了。我想，這應該是比較實際的解釋。我更願意認為這些圓柱是根據這樣的模具澆鑄的，比如星星這樣的模具，比如構成星星的東西的模具。不只如此。因為在星星的光到達我們之前，它們經常是冰冷的石頭那般死寂——實際上它已經不在那裡了——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正是滅絕了的城市上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