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某些現在看來不值得一提的原因，我曾以為，想要寫完一本早已放棄的書，唯一的辦法是搬去底特律生活。還在羅馬的時候，我就有了寫這本書的念頭；它將是一本關於古蹟廢墟的書，而我自己卻漸漸成了廢墟。我無法閱讀，無法寫作，無法做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我總是被很多事情干擾，一件接著一件。所有的一切都互相抗衡互相毀損。沒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滿意的，沒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在外面的時候，我想回家；待在家裡的時候，我又想出去。最極端的時候我會想，我得坐下，但等我一坐下，又會想，我得站起來，然後等我一站起來，我又想再坐下。我成天就這麼坐立不安。我覺得自己正在變成特洛伊，那個我在修習所裡遇到的小夥子，他的坐立不安曾給我帶來很多消遣。我靜不下來。就算我真的坐下來了，就算我坐下來並且意識到，坐下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不出幾秒鐘，我還是覺得再加點別的事情會讓坐下更愜意。我可能會覺得，坐著乾點什麼事情會更好，比如喝杯茶，讀一段葉芝的詩，或者聽聽音樂。剛坐了三十秒，我又會起身，去廚房泡杯茶，或去書房，在那裡，別的東西又會讓我分心，我可能又會開始做別的無足輕重的事情，很快又會再次放棄。這樣，等我再次回到沙發前，那個時刻——想坐下的時刻——又過去了，我就不想坐著，我又會起身，去洗手間確認水龍頭是不是擰緊了；或者去廚房開窗戶，再關上，然後開啟臥室的窗戶——我又關上，再去廚房開窗戶。或者拿起電話，確認之前是不是把聽筒放好了。我越來越習慣於這種心煩意亂的狀態，根本不再多想什麼。然後，我讀到《草地上的影子》中的一段話，作者伊薩克·迪納森(1)講述了一位畫家在一戰期間經歷的一次精神失常：“我在畫畫的時候……覺得應該去銀行存錢。在銀行存錢的時候，我又覺得應該去散個步。然後，等我從家走出去五英里之後，我意識到這個時候我應該在畫布之前。我四處遊蕩，自我放逐。”
不止一次，在被某種家用炮彈震盪症或和創傷前壓力緊緊攫住時，我意識到自己還在繼續運轉——更確切地說，是繼續不良運轉；我已經精神失常了，卻一直沒有發現自己精神崩潰了。我說的都是真的。一切早已變得零散、破碎。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每一天都碎成了一百萬片。一天不是二十四個小時，而是八萬六千四百秒，它們不會累積——不會像字母組成單詞進而組成句子——因此，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任何事情。每一天我都有無數的想法，卻無法變成現實。十個小時根本不夠幹什麼的，因為它並不是真正的十個小時，只是幾十億個小小的時間碎片，每個都短得什麼也做不了。肯定是因為這樣，我才會經常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確認所有鐘錶顯示的都是同樣的時間，有時候我還會從頭再確認一遍，因為我會忘記考慮從廚房經過客廳和書房到達臥室造成的時間延遲。我的腦袋裡彷彿有什麼東西在亂竄，甚至比亂竄還要糟糕。亂竄指的是許多動物朝著一個方向奔跑；而我腦袋裡的東西則朝著四面八方。混沌理論(2)、宇宙大爆炸理論(3)、熵(4)——這些物理、化學或者什麼別的東西，都一直在我的腦袋裡來來回回。最微小的挫折都會讓我陷入盲目的恐慌。我沒有驚恐發作(5)——我一直處在驚恐之中。並不是說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我是被與集中注意力相反的力量控制了，一種引發不可抗拒的分散感的離心力。
只有在有了去底特律生活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才又燃起了寫那本關於經典古蹟的書的希望。我從來沒有在那裡居住過，也早已經放棄了寫那本書的所有希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直覺是準確的——不過就在我失常的期間，我的確去過那裡，參加第一屆底特律電子音樂節，停留的時間很短。我的旅途開始時糟到不能再糟。我已經收拾好行李，準備出門的時候——卻找不到太陽鏡了。我四處都找遍了，在腦子裡一遍遍回憶最後使用它的場景，還給有可能把它落下的地方打電話，即使我知道我根本沒有把它忘在那些地方。等到放棄尋找的時候，我的公寓已經一片狼藉。我發現了一個不容置疑、簡單而可怕的事實：我弄丟了太陽鏡。說這件事對我是個打擊，都有點輕描淡寫。我愛這副太陽鏡。按醫生處方製作的鏡片偏光很嚴重，還有一層淡淡的紅色，讓一切看上去都好多了——更清晰、更夢幻、更明亮——比起不戴的時候。十年前，我在新奧爾良的時候配了這副眼鏡，從那時起，所有強烈的陽光下的東西，我都是透過它看到的。我對回憶不感興趣——連相機都沒有——但我真的需要進入這個夢幻空間，讓世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差不多。沒有它，底特律——不只是底特律，整個世界——都會是一片灰暗和陰沉的地方。
在無數種容易丟失的情形下，我都做到了沒有弄丟它。我戴著它環遊世界好幾次，從來沒有差點丟失它的時候。它跟我一起去過邁阿密、羅馬、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泰國、巴黎、黑巖城、利比亞……我可能並沒有一直戴著它，但停留在這些地方的某個時刻裡，我肯定都戴過它。說從來沒有讓它離開過我的視線，也只是稍稍有點誇張。但它的確讓我形成了存放眼鏡的基本原則：眼鏡如果不戴在臉上，就應該在眼鏡盒內。我時時告誡自己這個原則並切實地實行。我構想過無數可能丟失它的情形，然後做出相應的計劃。我從來沒有像照顧這副太陽鏡一樣照顧過什麼東西。而現在，就在英國，我居然弄丟了它。到底怎麼丟的？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怎麼丟的，就會知道他媽的它現在在哪兒，不是嗎？它是從我身邊被人拿走的。
這裡面有著某種寓意。或者不是寓意，而是事實。東西會丟失。它們只是消失了。你竭力不弄丟某個東西，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後你還是把它弄丟了。你越是貪戀一樣東西，它就越有可能丟失，你受到的打擊就越嚴重。現在就是這樣，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閃閃發光的，不能聚焦的，刺眼的，模糊的——我像個鬼魂一般穿行在其中。從來沒有照片能拍出我透過那副眼鏡所看到的世界。這個損失是獨一無二的。後來我試過其他鏡片，沒有一副有它獨特的深度與清晰度。戴上它，就好像吃下一劑藥，立即揭掉那幻覺般的莊嚴的面紗。我將再也看不到透過這副眼鏡看到的世界。
從底特律機場到酒店的途中，我意識到，它不只是一副太陽鏡；它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感覺，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恢復了體力，卻依然悲痛於太陽鏡的丟失。我開車去了底特律美術館，這是一座華麗的建築，塞滿了汽車城昔日繁華時期的劫來品。主要的展出是一場大型的凡·高自畫像展出，有些畫像還驚人地有著柯克·道格拉斯(6)的風範，而所有的畫像，就連最沮喪的，也鮮豔得好像整個藝術史上最快樂的時期。我感覺我以前可能看過大部分畫像，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裡，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跟迷糊和阿姆斯特丹的戴夫一起吃了迷幻蘑菇那一次，其他時候也去看過）。除了自畫像，也有一些黃色花朵的畫。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那個展出不怎麼像自畫像展出。或許它只是一個從各種渠道各個地方蒐集而來的凡·高畫作的展出，其中大多數畫作是自畫像。那也沒關係。對我來說，那個下午，重要的不是凡·高，而是弗雷德裡克·埃德溫·丘奇(7)。那幅畫叫作《海邊的敘利亞》（1873），畫的是沐浴在落日餘暉中的圓柱遺址。旁邊的簡介說，這幅畫表現了“遺址中的文明，屈從於大自然的力量。衰敗的建築，長滿了植物，標誌著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人類及其建築”。
從底特律美術館驅車前往密歇根中央火車站（在舊的底特律老虎體育場附近）的途中，這幅畫一直停留在我心裡。在我看來，丘奇的作品裡可能有一點道林·格雷的影子——畫中城市的滅亡換取汽車城的永遠繁榮，最後卻變成了底特律衰敗與沉淪的寓言或預言，這種衰敗和沉淪的典型就是密歇根中央火車站。
火車站建成於1913年，是一座巨大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十五還是十六層高。它是一個已經被廢棄的火車終點站。入口處被科林斯式圓柱圍起來了。每個窗戶都是破的，說明這個建築餘下的能量——還有很多——都將用來目睹自己的衰敗。我在站前停下車，走過去跟幾個正在拍照的人交談。
“哦，我們只是在這裡照幾張相。”那個女人說，“正想要人停輛白色汽車在畫面中央呢。”
我看著我的車。停的位置可真夠蠢的。我急著想跟人搭話，就說，“其實，我是為了你們才停那兒的。”
“是嗎？”
“你會想起，在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8)的畫作中，通常都只有一個物體，比方說，一個僧人，站在破舊的寺院前，或者——最出名的例子——站在海灘中央。小物體讓德國浪漫主義深不可測的渴望有了一種聚焦的感覺。在現在這種後工業沒落景象下，拍人像可能不太合適，但是一輛汽車——白色福特，會提醒你——或許這是你想要的，結構上和象徵性。”
我剛從美術館直接來到這裡，所以這種談話對我來說十分自然。它讓我佔領了“智慧高地”。不過，我卻沒有收復“基本禮貌的失地”。“我有一個辦法，”我補充道，“我把車挪一下。”
我回來的時候，拍照者很高興地休息了一會兒，告訴我是什麼吸引他們來到這裡的。
“想象一下，‘二戰’的時候這裡會是什麼樣子。”男人說，“軍人和物資都從這裡中轉。這裡的規模。人，汽車和卡車來來往往。火車……”
我試著想象這些場景，卻做不到。
“廢墟不會鼓勵你老想著它們在輝煌時期、在它們成為廢墟之前是什麼樣子。”我說，“羅馬圓形角鬥場或大萊普提斯的競技場從來都只是遺址。它們是永恆的遺址。這裡也是。沉浸在自己的靜默之中，這座建築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壯觀。遺址不會讓你想起過去，它們會指引你看向未來。這種效果幾乎是先知性的。它就是未來的樣子。未來總是會變成這樣。”
拍照者們即使被這番口才及學識的展示嚇到，也不會表現出來。他們還頻頻點頭，彷彿某個人開車過來，連句“請勿見怪”都沒有說，就來了這麼一通複雜縝密的分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這是關於遺址的談話，我只是機械地重複我在那本已經放棄的關於遺址的書中寫到的內容。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他們能夠這樣從容地接受，倒是讓我大吃一驚。
火車站彷彿被天空框住了——因為那些破碎的窗戶——就好像是被天空戳破了：中西部獨有的天空，大草原一般的天空，廣袤無邊的天空，看上去彷彿巡視了世界無數次的天空，永遠無法參透的天空。一架飛機轟鳴而過。我心想，如果我有相機，肯定會把這架飛機和我的白色汽車還有火車站照在一張相片裡，意思是各種交通方式匯聚在一起。我差點就要對他們說這些了。不過我卻問他們是否知道卡米洛·喬塞·沃加拉(9)的作品，他曾站在現在我們站的位置與這棟建築合影。他們說不知道。我很吃驚。我以為他們像我一樣，來這裡是追隨沃加拉的足跡。我來這裡是為了參加底特律電子音樂節，但我來得這麼早，就是為了親眼見到他拍過的實景，看一看他看過的地方。
沃加拉想要將荒廢市區的某些地方保留下來，作為“美國的雅典衛城——也就是說，讓現在這片充斥高樓大廈的廢棄之地變成古舊的遺址公園”。問題是，這些大樓繼續衰敗下去——碎片開始從二十層的高樓掉下——會變成什麼樣呢？對沃加拉來說，它只是管理上的細節問題——定期的巡查可以找出問題，在有人受傷之前修好它們。他說，“這些大樓的外表皮可能要幾個世紀才會剝落。在這個過程中，半覆蓋的框架將會逐漸顯露出嶄新、令人驚奇的景觀，展現出獨特的美感。”他堅稱，這個構想與市區的發展計劃並不衝突——可以“在遺址周圍進行，就像羅馬一樣”。
不幸的是，這個計劃“被大多數人認為往好裡說是誤導人的計劃；往壞裡說是最殘忍的玩笑”。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精彩的構想，而在音樂節開始前的這幾天，我的行程大部分是根據沃加拉的照片制定的。許多廢墟，例如布克·凱迪拉克酒店(10)和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堪比第一次到紐約的遊客心中的帝國大廈或自由女神像。隨後，告別了拍照者朋友——他們流露出想要自行遊覽，不想聽這個無所不知的陌生人說教的情緒——我來到高地公園的福特汽車舊廠，從那裡再到布拉什公園，它在新的老虎體育場以北幾個街區，就在伍德沃德大街上。
十九世紀末期，布拉什公園是整座城市最富庶的地區；現在，它只是一片廢棄的維多利亞風格的豪宅。房屋和被燒壞、被搶奪的房屋廢墟是那麼單薄，讓這片地區有了一些輕快的田園風情。許多牆壁上爬滿了植物——就像丘奇畫裡的一樣——幾乎全被它們蓋住了。一輛漆著斑馬條紋的貨車停在草地上，更讓這裡有了一絲簡陋的狩獵公園的感覺。一個床墊被扔在路邊。它習慣了慵懶的生活，現在躺在大街上，看上去格外地彆扭。它被雨水泡透了，好像過不了幾天裡面的填充物就會掉出來，它也會很快變成碎片。幾個流浪漢圍站在火邊。濃煙四處飄散，雲彩也是。一個老人拄著柺杖，一條腿的膝蓋以下被截掉。有人坐在門口讀報紙，聚精會神的樣子像一位學者在破譯象形文字。這真是一個寧靜的場景。我覺得自己像銀行家一樣顯眼，於是鎖上車，走到街角的商店——“喬治的超市”——不可思議的是，它居然還在營業。我買了一罐可樂，又走回到外面。半個小時之前，在高地公園，我看到一塊牌匾上說，第一輛福特T型車於1913年駛下生產線。到1925年，每天都有九千輛T型車製成，“為二十世紀的生活建立一個豐富的模式。”而今，在二十一世紀，我坐在布拉什貧民區的馬路牙子上，喝著可樂，看著人們推著購物車，彷彿這世界是個巨大的廢棄的超市，裡面沒有什麼東西可買——除了在這最後一個文明的邊緣，“喬治的超市”。布萊克的那句詩是怎麼寫的？（我曾在修習所里布萊克的全集中讀到過。）“智慧在荒涼的集市售賣，卻無人問津。”“喬治的超市”卻生意興隆。人們不停地來來去去，用現金購買100%的瓶裝智慧。他們得到的卻不是智慧，只是它那被人忘記的表親——遺忘。
在這一切之下，遺忘的渴望在湧動。
我看著那個專心看報紙的男人，又看了看另一個人，他的雙手正在火爐上烤火（那天不是很冷，但在這片廢棄之地，你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取暖的機會）。我想，如果我最後變得像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一樣，我也不會介意。真的，在這種生活中，發生什麼事對你來說都無所謂。是什麼讓我跟那些老人不一樣呢？一切。或許，我根本就跟他們一樣。很明顯，我租來的車就停在這裡，我可以隨時開回去，回到龐恰特雷恩酒店的舒適之中，或者開到機場。從那裡坐飛機走，至於交通方式的選擇，飛機是極限。但是如果要比靈魂和心靈的狀態，我就不知道誰的更自由了。
坐在布拉什公園的荒地上，我好像有了點李爾王的感覺，但是那一刻，我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可比性。誰更幸福？除了幸福的能力，還有什麼可以衡量生活的嗎？“他們想要什麼，去奇異地區的那些人想要什麼？”電影《潛行者》裡面的作家問道。“幸福，最想要的就是幸福。”潛行者答道。被問到奇異地區會讓哪種人透過的時候，他說，“我想它會讓那些已經失去所有希望的人透過。不是好人或是壞人，而是可憐的人。”那麼，我們透過奇異地區的機會，差不多是相等的。只不過，我坐在這裡沉思我的可憐之處時，我其實覺得非常幸福——但那一閃而過的幸福感就好像在冬天曬太陽。走出陽光之地，你會覺得冰凍刺骨，除了把手放在火爐上烤火（我們繞了一大圈），沒有別的辦法取暖。在這幸福的表象之下，是冰冷的大地——夯實、稠密的絕望之地。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滿足和平靜吧。我不再對什麼都看不順眼，不再竭力讓自己幸福，不再掙扎著想要從那說不清道不明甚至不知為何物的負擔之下——或許是自我？——從拽我下沉的東西手下釋放自己。我有些羨慕那些可悲的老流浪漢，他們夢想實現的一切都落空了。我本想立即與他們互換——不過我沒有。
星期天早上——為期三天的底特律電子音樂節的第二天——下起了傾盆大雨。天氣令所有人沮喪無比：組織者和表演者們比觀眾更受影響，不過我覺得很難找到比我更痛苦的人。當我的女友和我分手時，我覺得自己處在終生孤獨的邊緣。現在我不那麼想了；現在我覺得，我正處在終生孤獨之中。許多年來，我的自信都在最低潮。我本該幸福的——有人付錢讓我來這裡的——但是幸福可不會理會這種命令；對自己說你應該幸福並沒有什麼好處。
跟任何出差的人一樣，在飛機上，我也很盼望在底特律能有豔遇。情形對我來說再有利不過了：我的所有費用都能報銷，我住在龐恰特雷恩酒店，這是一家商務級別的酒店，就在音樂節舉行地點的路邊。音樂節會引來中西部甚至整個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情慾旺盛的狂歡者。我的位置絕佳。簡而言之，很多條件對我有利，可是同時我也沒有任何有利之處。而且，音樂節的第一天，就有很多事情不對勁。
音樂節在哈特廣場舉行，這個廣場位於新建的市中心，在河邊，正好在龐恰特雷恩酒店的對面。星期六下午我就到了那裡。音樂震天響，但整個廣場沒有幾個人，除了幾個被擺成半圓形的移動馬桶——這麼擺放，彷彿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凸現它們的重要性。廣場上有一些售賣T恤、書籍和唱片的小攤，還有幾把咖啡館的遮陽傘，上面印著“接受百事可樂之挑戰”。廣場地下的食物小攤也非常簡陋、樸素、實用：花花綠綠的健康食品和純素食的食品，與嬉皮士風格相差很遠。
然後就是人群了——或者說，沒有什麼人。起初我還想，為什麼那幾個無精打采站著的孩子都那麼矮。接著我才反應過來，那是因為他們的身體還沒有發育完全。有些看起來好像根本沒有開始發育。他們都穿著不可思議的褲子——寬度和長度一樣——基本上代表了花哨時髦的美國狂歡者。我實在搞不懂這種褲子：怎麼會有人穿這麼肥大的褲子？它們基本上就是一種變異了的靴子。你不是在穿這種褲子，而是踩在它上面。每次我一看到這種大得要命、口袋多得要命、長得要命的褲子——長到可以住人的褲子，有人就會像蹚著水一樣走過來，腿上的布塊都可以當船帆用了。它們讓我覺得蒼老，那些褲子。那麼地蒼老。實際上，買了一件T恤後，我就回到了龐恰特雷恩酒店，在房裡喝茶和吃餅乾。
後來我去坐了捷運列車——環繞市中心行駛的無人駕駛高架列車。有些地方，列車經過時，離一些廢棄酒店破碎的窗戶和破爛的遮棚只有幾英尺遠。我在大劇場公園站下了車。這裡彷彿是撼動整個城市根基的社會經濟大地震的震中。我強烈地懷念著丟失的太陽鏡，走到一個可以看到一片結構獨特的建築物的地方——聯藝劇場(11)、美術館、帕克大街、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沃利茲大廈、大衛·布羅德里克塔樓——每一棟都嚴重地衰敗了。風雨在它們外面肆虐了半個世紀，又挪步其中，彷彿在裡面安了家，卻絲毫沒有因此而維護它們半分。
看著空蕩蕩的大樓、生鏽的混凝土和陡峭的木框窗戶，我開始相信，這些建築並不是單純地衰敗——而是它們裡面的某些東西渴望衰敗。人也一樣。建築的目的——哪怕是最典型的巴羅克風格，尤其是巴羅克風格——和藥物一樣，都是為了抵制崩塌的衝動。（或許應該用“掩蓋”，而不是“抵制”。）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給它們塗上雜酚油，用健康和成功武裝自己，努力讓大雨、溼氣和腐爛遠離得久一些，努力延緩徹底崩潰和廢棄的時刻，同樣的理由，我們努力推遲每天第一次飲酒的時刻：因為時間越久，你會感覺越好。
即使這些建築已經被廢棄，即使它們不再適合商用、居住或任何用途，它們仍然沒有真正倒塌。直到被炸藥或破碎機弄倒之前，它們都會竭力生存。當其他一切都開始衰敗的時候，它們會繼續——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站在那裡，困在自己的角落裡。要麼是因為不知道，要麼是因為習慣——頑固的記憶——讓它們對此無動於衷。
等我回去的時候，音樂節上已經擠滿了人。移動馬桶已經淹沒在人群之中——老的少的、黑人白人、夜店族和廣場族、瘦的胖的胖得嚇人的——如潮水一般湧進廣場。情形轉變得如此之快，我著急地想要——實際上是極度想要——嗑藥，但音樂節上沒有人吸大麻，可能是因為那些警察。對此，我絕對忍受不了。
“不能吸大麻的音樂節，”我哀怨地對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少年說，“根本不是音樂節，而是展銷會。”其實在龐恰特雷恩酒店，一個來自伊利諾伊的傢伙給過我一點點大麻。他告訴我，這周圍有好多警察，還有好多便衣。但是，吸了這一點點大麻之後，我還想再吸一點，同時，我還變得加倍多疑，並且比平常更加謹慎。我穿著前一天買來的黃色“底特律製造”T恤衫，四處尋找吸大麻的人。只要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我就湊上前去看他們是不是在吸大麻，但是沒有人，這讓我更加絕望地想要找到吸大麻的人。大多數人都在跳舞，但我根本不在意音樂，全副精力都用在嗅出吸大麻的人。一個用過氧化氫漂白過頭髮的女人明顯地蔑視我的細查。幾分鐘後，一個穿著塑膠狂人T恤的孩子同樣充滿敵意地瞪著我。考慮到這是一個音樂節，人們都不是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