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類沒有專業分工，大概就是誰留下的後代多誰就算成功，但這條標準現在肯定行不通，很多公認的智慧人士都獨守終身，有的哲學家甚至寧願站在曠野大地等著流星把自己砸死，雖然很難如願，至少也算是極有誠意的死法。我們耳熟能詳的達·芬奇、笛卡爾、康德、尼采、牛頓等人，大多連一個後代都不願留下。以此衡量，他們可謂徹底失敗。
但人類總有一比高下的慾望，特別是在智慧方面，雖然不可能制定出完美的標準，還是有人採取了行動，那就是智商測試。西方人特別愛做這種事情，結果測來測去，反而測出了一個大麻煩。
紐西蘭科學家弗林（James Flynn）仔細研究了21個國家幾十年來的智商測試結果，發現美國人的智商一直呈上升趨勢，平均每10年提高3分。這種趨勢後來被命名為“弗林效應”，這一研究結果發表在1983年的一期《自然》雜誌上，立即引起了轟動，一度被認為是裁決先天與後天之爭的有力證據。後續的觀察證明了他的判斷，人類智商自1990年系統記錄以來，一直在穩步上升，這意味著我們似乎比父輩要聰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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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智商自1990年系統記錄以來，一直在穩步上升，這意味著我們似乎比先輩們要聰明很多。然而，如果根據這一趨勢向前反推，似乎我們的祖先不是白痴就是弱智。牛頓、伽利略等人必然會強烈抗議……
然而，這引出了一個反常的推論。如果把當前的智商標準分值定為100，根據這一上升趨勢向前反推，似乎百十年前我們的祖先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很明顯，牛頓、伽利略等人絕不會同意。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奇怪的矛盾現象呢？
雖然有很多理論試圖解決這一難題，但都沒有強大的說服力。其實，這種超乎尋常的現象可能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智商測試根本沒有意義，那並不能衡量什麼，也不代表什麼，只是一個遊戲罷了。智商數值的提高，只表明做這些題目比以前更加熟練，僅此而已。已有學者指責智商測試是一場巨大的騙局。但因為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滿足人們的某種好奇與自負心理，所以仍然會長期存在。
很多中國人對智商測試都不感興趣，但一年一度龐大的高考陣容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有研究表明：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2008年為止，總計產生了1100多名各種考試“狀元”，這些花樣繁多的“狀元”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真正的驚奇，他們畢業後很少在職業發展中出類拔萃，成就遠低於社會預期。聞名全國的科大少年班也面臨著同樣的尷尬，有人索性出家了事，以此躲避激烈的社會競爭。反倒是那些取得了一定成就的社會人士，卻常常面臨著假學歷等指責。更為有趣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大批人士下海經商，成功者的學歷往往不高，而為他們打工的卻不乏所謂名校精英。
這些問題涉及智慧的定義：到底什麼是智慧？
創作《紅樓夢》的文學大家曹雪芹與程式設計高手比爾·蓋茨之間，誰更有智慧？輻射化學的開拓者居里夫人和現代分子生物學奠基人沃森（JamesWatson）之間，誰更有智慧？生活不能自理的數學家陳景潤和同樣生活不能自理的霍金之間，誰更有智慧？
透過簡單的對比就可以知道，智慧不能單純而籠統地加以比較，而必須被進一步細化，比如數學能力、語言能力、文字能力、抽象思維能力、空間想象能力、繪畫能力等。我們可以這樣表達：曹雪芹的中文書面表達能力比較強，而霍金的宇宙抽象思維能力比較強。
既然有這麼多可以細分的標準，衡量兩個人的智慧差異時，又該以哪個標準為依據呢？如以中文表達能力計，曹雪芹的排名無疑在霍金之上，霍金就算嘴上不說，心裡肯定也有意見，他的意見將代表一大批外國人的意見，甚至連愛因斯坦都會因此而大發雷霆——他的繪畫能力比不過畢加索，音樂能力比不過貝多芬，而拳擊能力又比不過泰森，他簡直一無是處。
這種現象看似複雜，本質卻很簡單，智慧本身具有複雜性與多樣性，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用單一的模式加以衡量，那是想象力、理解力、感知力、直覺、靈性以及身體條件等組成的複雜的綜合系統，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清晰的認識和研究。但我們知道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與人體其他部分密切合作，形成了無法阻擋的前進動力。人類的進步是綜合作用的結果，厚此薄彼的思想或測試方法註定自相矛盾，並且毫無意義。
基於這種觀念，人類的智慧應該理解為大致相當，些微的差別只不過是觀測角度不同所致。不可因自以為高人一等而興奮，也不必因低人一分而自卑。從這個角度理解“生而平等”將更有意義。
總而言之，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身體，所以我們需要這樣的大腦；因為有了這樣的腦袋，所以有這樣的智力去指揮這樣的身體。學習能力的提高只是大腦的副產品，然而正是這個副產品，使人類走上進化發展的加速通道，用極其特殊的方式帶來了更為深刻的改變。特別是腦袋增大導致的生育困境，竟然透過離奇曲折的途徑把我們引向了文明，雖然那可能並非大腦進化的初衷，但自然選擇再次用詭異的聯絡向我們展示了造化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