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既安，欲為政而不得，康子慧而敏達，然季氏幾代私慾，執掌國政，可容仲尼之身，不能容其政也。
故不在其位，失其所為，退而求之，復先聖之德，述禮樂之道。
正如顏回所言‘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此聖賢之念，若論其對錯，又思其離難落魄，惟嘆之，自有其所重所貴也。
孔丘退而修其學，編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
《易》，文王之德也，蓋含天地變化，永珍之因。
《禮》，周公之德也，安社稷、定諸侯，此周室所以興也。
《樂》，秩序之音也，御四方之國，演王道之變。
《書》，上述堯舜之時，下涉三代之事，此謂聞前人之道，明故有之理。
《春秋》，記兩百年天下之大事，言禮樂存亡之象，含諸侯興衰之理。
《詩》，歌樂之言，載諸國之風，論天下之政，宋宗廟之祭，所謂志士賢者，以此舒其志，發其情，暢其所欲。
適春秋之時，天下離亂，孔丘以《禮》、《樂》修身，欲存王道；以《易》養德，明變化之理；以《書》強智，知古今之更替，聖賢之衰亡。誦《詩》以立言，操之以六藝。
然後可以知《春秋》，向道而行，雖孤身而力往也。至於落魄流亡，猶不能改其志。
故古之賢者，以《書》明古之更替，以《易》仰先聖之德，以《禮》、《樂》曉天下之王道、秩序，以《春秋》知存亡興衰之理，以《詩》成君子之言。
然，此孔丘之道也。
文王以德傳於後世，雖五百載，離孔丘猶不遠矣，此近聖也，故可以學之。
周室雖衰，然周公之制未亡也，天下之諸侯亦以禮樂行之，故孔丘猶可以用禮樂，此救亡圖存，不可以不試也。
三代之政，雖前後二千餘載，各有迥異，然合於根本。帝、王與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貴族也。
周室東遷，諸侯紛爭，此亂世之由來也。其征伐往來、興替存亡，記於史筆，如溪如流，匯於當時，浩浩蕩蕩，奔湧而去。置身其中，不可不察其往來之變，欲有所為，不可不明其興衰之理。
故所謂賢者，當知《春秋》也。
蓋仲尼修身以為聖，為政得以賢，有賴於此也。
觀仲尼之諸弟子，顏回仁禮而德，子騫仁孝以賢，伯牛善言正行，冉雍仁以治徳，冉求通政善行，子貢敏言善商，子路勇而好禮，宰予能言善辯，子游善文知樂，子夏經世能文。
此十者，俱學六經以修身，明理強識，立言立行，然後通其所能善也。
蓋夫子之學，猶善修身也，修身然後可以成君子，通達其才，發揚其性。
然天下無三百年猶善之學，亦如無三百年可行之禮，無三百年可用之法，無三百年猶盛之國，無三百年猶善之制。
似顏回、子夏之流，一受仲尼之親傳，二則近道也。
後世之儒學弟子，若從孔丘之六經，相距者愈遠，所得者愈虛。
因其道之所在，過往於禮樂，當時在霸業，往後於律法。興衰更替之理，不可一慨而論之，不可以一而惟之。
欲學六經者，當不在重於六經本身，其所尤為貴者，乃仲尼擇六經之法。
以六經之法，無論處何時何地，擇其近聖而仰之，在周則文王、武王、太公、周公，其功不可以不盛，其德不可以不昭，諸如管仲、展禽、李聃，雖賢能聖德，亦不可取也。非不敬之、尊之、學之，群賢之學可以採之，生民之言可以納之，惟至上之德不可二也。
知古今之更替，明家國之往來，博而慧之，廣而達之。
擇文道之要，禮儀之重，學而精之，立言立行，此修身之為重也。
立於當時，明過往之事理，察天下之明暗，然後可以為。
然自三皇以降，華夏文明歷經五千餘載，與今時愈近，六經之法則愈加艱難。
蓋需明悟之事理何其繁多也，需修習之技藝何其繁重也。
雖有仲尼之才，超凡脫俗，亦不能全善也。
人之精力有窮也，天下之事理似無窮也，此至聖之道，在修身。
自仲尼之後，修六經者不計其數，然，得而聖之者，未可見也。
喜歡王朝的腐朽()王朝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