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您保重身体。
有空再写信。
沈嘉禾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下那个地址:台湾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xxx号陈大勇收。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然后他熄了灯,躺下。
窗外的枣树在夜风里响着。月光从窗缝漏进来,落在那个信封上,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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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的日子,和往常一样。
嘉禾四点起床,和面、吊汤、海参。春梅六点起来,扫院子、擦桌子、摆椅子。建国七点到店,把算盘从布袋里掏出来,搁在柜台上,拨几下试手感。
静婉还是来得晚些。八十五了,腿脚不如从前,可每天都来。来了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铜勺搁在手边。
可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静婉现在每天都要问问嘉禾:“有回信没?”
嘉禾说:“没。才寄出去几天,哪那么快。”
静婉点点头,不说话了。
比如嘉禾现在做菜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姑父那锅包肉。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他试着做了一回,不是那个味儿。他没见过姑父,不知道姑父做的什么样。可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比如春梅现在收碗的时候,会多看那些吃锅包肉的客人几眼。沈家菜馆不卖锅包肉,可偶尔有客人问,你们能做吗?她就想起姑父,想起那个等了三十八年的人。
比如建国现在算账的时候,会在本子上记一笔:今日寄信一封,邮资两毛。他记完了,有时候会看着那行字愣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封信,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泛起一圈圈涟漪。
涟漪不大,可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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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号,第二封信来了。
还是那种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还是那个熟悉的笔迹。嘉禾拆信的时候,手还是有点抖。
“嘉禾吾侄:
信收到了。谢谢你去看了你姑。
你说你把她坟前的情况告诉我了,朝南,能晒着太阳。这个好。她从小怕冷,在东北那几年冻怕了。能晒着太阳,暖和。
你娘还活着,八十五了,还能去店里坐坐——这个好。她比我大两岁吧?我记得她身子骨硬朗,走路带风。替我给她带个好。
你开了店,叫沈家菜馆。这个好。你爹那手艺,总算传下来了。你爹我见过,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在北平。他那樱桃肉,我吃过一回,到现在还记得。
你说想来台北尝尝我的锅包肉。这个也好。你来了,我给你做。做一辈子了,就等着有人来尝。
嘉禾,我有个事想求你。
我想给你姑立块新碑。旧的恐怕看不清了。碑上的字,我想自己写。写什么呢?就写‘爱妻陈秀英之墓’,下头写‘夫陈大勇立’。再下头写一行小字:‘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你来尝’。
不知道能不能立。你要是方便,替我问问。
附上五十美金,算是立碑的钱。不够你再告诉我。
大勇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嘉禾读完信,把那张五十美金的票子拿出来。
崭新的,折成四折,夹在信纸里。
他把钱放在桌上,看着它。
春梅凑过来看。
“五十美金,”她说,“够立好几块碑了。”
嘉禾点点头。
“姑父这是,”他说,“想留个名。”
春梅没说话。
她知道“留个名”是什么意思。姑父这辈子,没能在姑活着的时候陪着她。死后,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她的碑上。
一辈子,就这一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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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嘉禾一直在想立碑的事。
他去找了村里管事的。管事的是个老头,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嘉禾喊了三遍他才听明白。
“立碑?”他说,“坟是你姑的,你姑父出钱立碑,天经地义。没人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