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掌柜坐在杂货铺后院那间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
账册上记的不是钱。
是人。
第一页:朝鲜。情报员三人,联络员二人,经费年支八千两。
第二页:日本。情报员二人,联络员一人,经费年支一万二千两。
第三页:准噶尔。情报员二人,联络员二人,经费年支一万五千两。
第四页:俄国。情报员一人,联络员一人,经费年支一万两。
第五页:英国东印度公司。情报员一人,联络员一人,经费年支二万两。
总计:情报员九人,联络员七人,年支六万五千两。
预算一万五千两。
洪掌柜看着那个支的数字,沉默了很久。
他想裁掉一个人。
但裁谁呢?
朝鲜的,不能裁。那边局势最紧张。
日本的,不能裁。那边和朝鲜有勾结。
准噶尔的,不能裁。那边和俄国勾搭。
俄国的,不能裁。那边最远,最难渗透。
英国的,更不能裁。那边最有钱,最有威胁。
裁不了。
一个都裁不了。
他合上账册,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小年的鞭炮声隐隐传来。
他忽然想起他爹。
他爹是种地的,一辈子没见过五万两银子。
他爹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
现在他手里,一年花六万五千两。
花的不是钱。
是命。
那些情报员的命。
万一暴露,就是死。
死了,他的儿子怎么办?
就像崔老四的儿子崔大牛,在西山养路。
如果崔老四死了,崔大牛怎么办?
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
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回案前。
他拿起笔,在账册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支一万五千两,明年补。”
“人,一个都不能少。”
承平四十八年正月初九。
马尾船厂。
孙大牛收到一封信。
信是他爹孙德旺从西山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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