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初九,立秋后三日。
京师,户部大堂。
许汝霖面前摊着三份文书,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第一份,是从伊斯坦布尔传回的情报:奥斯曼帝国加征夏国商品百分百关税后,伊斯坦布尔巴扎的东方货铺子已关闭三成,茶叶价格暴涨五倍,有钱买不到货。
第二份,是从大不里士传回的情报:波斯帝国同样加征关税后,波斯贵族举行宴会时竟无茶可饮,只能用本地草药代替,贵族们怨声载道。
第三份,是从印度传回的情报:英国东印度公司趁机抬高印度茶价格,但印度茶质量太差,波斯商人试购一批,运到设拉子后无人问津,全部砸在手里。
许汝霖看着这三份文书,手不再抖了。
他想起三个月前,他算的那笔账。
“我们可以不买他们的,他们不能不买我们的。”
账算对了。
现在,该收账了。
他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四个字:
“经济反制。”
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十五。
大夏朝廷正式颁布《对奥斯曼、波斯两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诏》。
诏书很短,核心内容只有一条:
“自即日起,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输入大夏之皮货、羊毛、干果、地毯、宝石、藏红花等,一律加征关税百分之二百。原定商约作废,待两国撤销对夏商品歧视性关税后,另行议定。”
百分之二百。
不是一百,是二百。
比他们加我们的,多一倍。
这道诏书传到兵部时,于成龙正在吃午饭。
他放下筷子,把那道诏书看了三遍。
然后他笑了。
六十七岁的于成龙,在兵部干了四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仗。
不用出兵,不用炮,不用死人。
只用一张纸。
一张纸,就能让敌人难受。
他把诏书折好,揣进怀里。
他想起三十年前,老尚书指着烽火台说:
“敌人来了,点烽火。”
现在不用点烽火了。
现在用的是另一把火。
这把火,叫关税。
承平四十八年八月初九。
奥斯曼帝国都伊斯坦布尔。
金角湾畔的巴扎里,阿里的铺子终于关门了。
他坐在铺子门口,最后一次抽着水烟,望着空荡荡的货架。
三个月前,他还有几盒积灰的茶叶,几匹褪色的绸缎。
三个月后,连那几盒茶叶都卖完了——不是卖完的,是他自己喝的。
他喝了一辈子茶,从没像这三个月这样喝过。
不是因为好喝。
是因为没东西可卖,只能喝茶。
喝完了,铺子就空了。
空了,就该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