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电脑包脱下来放上托盘,走过去,抬手让工作人员在身上扫了一遍,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她没找人,就是往后看了看,然后接着往里走。
她进到里头转过那道弯就看不见了。
我在那儿站了三四分钟,看着那排行李托盘一圈一圈地转,看大屏上她那一班从值机跳到安检,又跳到登机口。
旁边一排椅子上坐着一对送儿子的老两口,老太太手里攥着一袋水果,一直往安检口那边看;儿子进到里头以后,她把手里的袋子放在椅子上,坐了两分钟没动。
我最后转身走出来。停车楼三层,车门一开,里头还是凌晨那股味道;副驾上是空的,座椅上留着一小块她坐过的褶。
回城的路上,天已经全亮了。货车一辆接一辆,早高峰在另一头排起来。这一趟我开得比来的时候慢——不是没劲,是车里空着。
路过她上回带去办事的那片写字楼,我没往那条路口拐。
车载音乐是关着的,我一路把这半个钟头里的每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到她那句“你别在手机上写好”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的应急带上,掏出手机,给她把那句话打了进去:
“你到了给我发消息。回来那天我下楼接你。”
打完我没有发。她这会儿在飞机上,手机没开。我把那句话存进草稿箱,重新上了路。
我想起抽屉里那把钥匙。
那把钥匙的主人当年也是从这栋楼里走的,走的时候说不想走,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钥匙留在我这儿,我一次没使过。
我这辈子送过人下楼、送人上车,都只送到楼下那几步路。
今天不一样——今天送到的是安检口外面,看她把电脑包放上托盘、走过去、回头看一眼,然后转过那道弯就看不见了。
送到门口,和送到一道关口外面,是两种送法。
到家八点四十。楼道里碰上叶柔。
她刚下白班回来,护士服外面套着那件薄外套,头发压得塌,脸上是熬出来的白。她看见我从楼下上来,停了一下。
“你这么早出门?”她说。
“送人。”
“602那位?”她说,“我昨天晚上听见她门口有箱子响。”
“嗯,她出趟远门。”
“出远门好。”她说,“我在科里最烦的就是常年不动的人,那种人一张嘴就说累。”
她说完打了个哈欠,哈欠打到一半自己笑,笑完掏钥匙开门。她进门之前回头说了一句。
“你要是中午做饭,别十一点半剁东西。”她说,“我十一点半刚睡着。”
门带上了。
三扇门,这会儿住着两户人家:604那边叶柔回来睡了;604次卧的门关着,陶佳快回来了。
602的门我按她说的没进,走到阳台上把她那盆绿植拎了一下——盆轻,土面上那层是干的。
下午我把那个牛皮纸袋放进抽屉,挨着那两把钥匙摆着,摆完关上;下楼把单元门那盏坏了半个月的灯换了,回来又把她那盆绿植转了个方向,让叶子朝着阳台那头。
这半年我一个人的时候不多。今天下午是头一回,屋里空得能听见冰箱的声音。
三点多陶佳发来一条消息,说实操的名报了,考场在城东,她下礼拜去看一眼路线。
我回了一个“行”。
四点多晓萌打来电话,说了两句学校的事,末了问一句“602那位姐姐是不是走了”。
我说走了,出趟远门。
她那边停了一下,说“那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
挂了电话,手机安静下来。我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窗台上那盆她养了三年的花。
今天早上四点多这层楼三个门都还是活的。
这会儿有一扇门锁着,要锁几天。
那条带时间的路,我今天是头一回走——早上七点二十起飞,多哈停两个钟头,到那边是当地的傍晚;等她把行李从传送带上拎下来,北京这边已经是后半夜了。
后半夜一点多,手机在床头响了一下。
“我到了。”
隔了一会儿又响了一下。
“这边在下雨。”
又过了几分钟,第三条。
“他那边在开会,我明天见他。”
我回了两个字:到了就好。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床头,看了一眼抽屉那一头——她让我收着的那个袋子在里头,明天早上我还得给那盆花转个方向。